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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百超文学评论系列(十七)曹丕的文学高度

畅想文化2018-03-13 03:37:33




曹丕的文学高度

 

/钟百超

 

 

     曹丕(187226),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魏朝的开国皇帝。文学方面卓有成就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后世并称为“三曹”。

     《典论·论文》为曹丕所创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文论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阶段。

      一篇文章应该具有怎样的社会价值?曹丕对此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他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什么文章具有如此高的地位?曹丕从历史的角度予以论述,他说:“年寿有时而尽,乐荣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以寿命和荣华富贵为比喻,说明文章的意义。他认为,人的寿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耗尽,荣华富贵也只能止于一身,这两者都不能长久,只有文章才可以留存于世。人的生命有限,如何让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靠的就是文章。为此,许多文人做出了思索和实践。曹丕说:“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古代文人,投身于笔墨之中,把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即使不借助史官的言辞,官禄的权势,名声自然就流传于后世。因而,文章的流世就是生命延续的最佳方式。

     人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都要想到文章的重要性,并拿起笔来,抒写辉煌的篇章。为了激励文人的创作热情,曹丕以西伯侯、周公旦作为例子而展开论证。他说:“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不务,不以康乐而加思。”西伯侯遭幽禁时写下《周易》,周公旦显达时写下了《周礼》。一个人不应该因困境而耽误事业,不因显达而改变志向。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因而时光是宝贵的。一个热爱创作的人,一个视创作为生命的人,一定会珍惜光阴,争分夺秒去进行创作活动。曹丕提倡向古人学习,他说:“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古人看轻径长一尺碧玉而重一寸光阴,因为害怕时光流逝。但是,如今的人又有多少能够做到。因此,曹丕指出了今人的种种弊端,他说: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惧于饥寒,富贵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亦志士大痛也!”多数人不知道努力,贫贱的人止于饥寒交迫,富贵的人止于眼前的安乐。他们都只知道眼前的事务,因而错失了建立千秋功业的机会。日月如梭,时光流逝,人的身体逐渐衰老,突然就会发现人与万物一样正在变迁中死去,这是有识之士最为痛心的事情。曹丕还以孔融等人和徐干做比较,他说:“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孔融等人已经逝去了,只有徐干写成了《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文章的灵魂何在?曹丕提出了“文气说”。他认为:“文以气为主。”什么是“气”,曹丕没有做出阐释。但我们认为,所谓“气”,应该是创作者个人所具备的思想境界、文化修养、个性特征,以及人文情怀等。“文以气为主”就是强调,无论自己创作,还是评价他人,都应该以“气”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同时,曹丕指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以力而致。气有清浊之分,不是靠力气就能达到的。为了更好地说明的特征,曹丕还以音乐打比方作比较。他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音乐的曲调节奏有统一的标准,但是由于运气行声的不同,其效果也会迥然不同。曹丕进一步指出,气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气也有差别。他说:“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遗子弟。”为什么运气不同,因为有些人娴熟精通,有些人生疏笨拙。即使父亲、兄长,也不能将它转移给儿子、弟弟。

    曹丕认为,任何一篇文章都是由本和末共同建构而成。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文章的“本”和“末”是什么?曹丕也没有予以说明。但我们认为,所谓“本”,指的是文章的内容,即主旨、思想感情等;“末”指文章的具体表现形态,即文体特征或文章在形式方面的特点。因此,一篇文章,其“本”是相同的,彼此的差异在于表现形态、语言形式、体貌风格等方面。

       曹丕首次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他说: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在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的具体表征。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文本同而末异”当是最早提出的比较细致的文体论,也是最早的文体不同而风格亦异的文体风格论。

    一个人想要留下千古美文,应该具有怎样的写作态度?曹丕不无遗憾地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具体表现为“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文章的文体有各种各样,一个人不可能擅长所有文体,但是有些人偏偏只看到自己的优点,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反而拿自己的长处去对比别人的短处。他还以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璨、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作为例子,他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这七个人,在学问上无所遗漏,在文辞上无所假托,就像千里马一样驰骋,齐驾并驱,如果让他们彼此称服,也确实有困难。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再与他人作比较,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才能免于文人相轻之累,而后从容作文。

    曹丕还提出,要创作优秀的文章,还有力戒两种取向。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尊古卑今、舍近求远,喜虚名而不重实际;一是“暗于自见 ,谓己为贤。”不能认识到自己创作的缺陷,自我感觉良好。          

       《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评论的风气,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和肯定,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确立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以及文以气为主的文气说。的出现,既为文学批评理论开拓了新局面,也为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因而,其意义是重要而久远的。建安之前,中国的文学批评仅有只言片语,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建安时代,由于社会政治状况以及时代潮流的变化,文学创作异常活跃,文学创作的自觉行为有显著的提高,评品文章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曹丕的《典论·论文》横空出世。

如今品读《典论·论文》,仍然感到那个时代浓浓的文学气氛。他是一个时代的高峰,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拓者。中国文学不能没有建安文学,更不能没有曹丕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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