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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迎七一】让我们共同学习《中国共产党读本》(五)

祥龙客运2018-07-10 20: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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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迎七一】让我们共同学习《中国共产党读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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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迎七一】让我们共同学习《中国共产党读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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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强大的人民军队

       孙中山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之前,曾经多次与南方军阀合作,希望依靠军阀的军队进行北伐。然而,总是事与愿违,军阀是不可能将自己的军队真正投入革命的,孙中山屡遭挫折。 这一教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也深刻地体会到了。不仅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而且只有一支人民的军队,才有人民的一切。解放战争时期,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从军事上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在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之中,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与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做了认真的总结,其中毛泽东的认识最为深刻。他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他认为党要争取农民的支持,独立领导革命。关于军事问题,他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着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 ]8月18日,毛泽东在出席于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观点,并强调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后来被实践证明颠扑不破的真理,来得却是极为不易。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虽然共产党人参加革命政权已经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是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度存在错误。当时党内一直存在着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的错误观念,受此观念影响,中共中央甚至提出共产党员“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并要求已经担任政府职务的共产党人立即辞职。1926年底以后,中共中央初步认识到了参加政权的重要性,但是因形势恶化,实际上并未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陈独秀及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同样未给予足够重视。北伐开始前,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2000余人;江西、湖北和湖南的广大工人、农民从失败逃散的敌军手里夺取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迫切要求武装自己;国民革命军中的许多军官也诚邀共产党人去帮助工作。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要求从事工运和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中共中央甚至还要求,在国民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要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由此,党在北伐过程中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力量,而且也没有巩固和发展已有的相当数量的工农武装。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不重视军事的恶果很快显现。1927年4月12日,反革命政变在上海拉开序幕。北伐期间,上海工人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独力攻占上海,显示了工人武装强大的战斗力,工人纠察队也成为蒋介石所忌惮的力量。在大批青洪帮武装流氓向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进行调解为名,强迫工人纠察队缴械。13日,失去武装的罢工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至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了以“清党”为名大肆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事件。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命令军警在北京逮捕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于4月6日不幸被捕,并于28日英勇牺牲。

       即使到了这样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认真谈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对国民党不计后果的让步,根本无法换回革命的“团结”。在继之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反动派故伎重演,共产党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倒下却束手无策。一味妥协所换回的恶果,明白无误地提醒中国共产党,不掌握自己的武装是没有出路的。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以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中国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在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响亮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吸取忽视军事惨痛教训后得出的正确认识。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领导了一系列的工农武装起义,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先后建立多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拉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

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秋收起义时,参战力量有四个团。除中途叛变的第四团,其他三团的成分情况各不相同。第一团是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的;第二团是由一千多名安源矿工和萍乡、醴陵的农民组成的;第三团是由萍乡、浏阳的农民和湖北的农民民兵组成的。可以说,秋收起义部队成分是复杂的。如何使这样一支成分复杂的部队摒弃旧式军队的乌烟瘴气、保持革命者的优秀品质,并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进攻长沙的计划受挫之后,“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已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毛泽东明智地率领起义部队,沿着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之地。几经辗转,部队到达了永新县三湾村。此时部队的状况令人担忧,纪律松弛,军心涣散,指挥不力,士气低落,内部关系紧张。毛泽东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即著名的三湾改编。改编的主要内容是:将已经不足一千人的部队,缩编成一个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对党指挥枪原则的重要实践探索。三湾改编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自由散漫的作风,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改编后的部队随后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块农村根据地。

       不久,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这时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加强红军纪律建设显得更为重要。后来,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讲到了红军的纪律建设:“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士们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会议以后,曾经作了很大努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1.上门板;2.捆铺草;3.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4.借东西要还;5.损坏东西要赔;6.和农民买卖要公平;7.买东西要付钱;8.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房要远。”“另外还向红军宣讲三项守则,作为主要任务:第一,对敌人要斗争到死;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帮助斗争。”[ ]这些后来被称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守则,一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和弘扬。

       但是,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党员成分主要是农民的条件下,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革命军中思乡念土情绪导致了严重的湘南失败,克服乡土观念、使党对军队具有绝对指挥权显然需要相当的时日。在当时,红四军中存在着多种不良的倾向。有人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加上各种形形色色的极端民主化现象、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严重妨碍了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倾向,力图加以纠正。中共中央也注意到了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在1929年9月的指示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2.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自身组织;3.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着重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削弱指导机关权力。

       12月下旬,在中央指示信的指导下,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结合红四军建党建军的实际情况,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阐明了军队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根据中央提出的政治工作“是红军中政治命脉”的原则,决议强调加强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加强政治教育。决议还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要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自此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中,党指挥枪而非枪指挥党的原则不可动摇。

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

       “往年的南泥湾,处处是荒山,没呀人烟;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一曲《南泥湾》,唱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每个角落,生动地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荒山变江南,三五九旅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杰出表现,成了令人称道的佳话。把“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用在三五九旅身上,恰如其分。在艰苦的抗日战争环境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渡过难关,得益于千千万万如同三五九旅一样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的部队,三五九旅仅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1938年秋,侵华日军主力逐步转移,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疯狂扫荡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而对国民党则施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国民党顽固派眼红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壮大,进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到了1940年秋,形势变得更为严峻,这时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与此同时,边区又遭受了旱、病、水、雹、风五大自然灾害的侵袭,边区的生产生活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毛泽东所讲:“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

       1939年2月2日,为了克服当时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道: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向各个根据地发出指示,要求在领导当地群众加强生产的同时,组织一切在职人员参加生产活动。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党、政、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朱德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939年秋天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任务的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宜开垦的南泥湾,开荒生产。部队在缺乏资金、工具的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到1943年时,全旅不仅实现吃用全部自给,还外输公粮近万石。此外饲养猪4200多口,牛820头,羊7800多只。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三五九旅也保卫好了延安。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到南泥湾考察,对三五九旅的成就赞不绝口。毛泽东在1942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高度赞扬三五九旅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会上奖励了王震等多位生产英雄和三五九旅等3个单位。西北局为三五九旅颁发了“发展经济的前锋”的锦旗。边区的其他留守部队也展开了大生产运动,1942年边区部队的生产自给率已达到82%。

       三五九旅只是军队中参加大生产运动的一个典型代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地区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也在“劳动与武力相结合”“战斗与生产相结合”等口号的鼓舞下,一面投入战斗,一面从事生产;即使是条件异常艰苦的游击区的部队也坚持生产。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各部队创造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各种形式,如人民政府发放农贷、支援牲畜、代制农具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派出小股部队,打击敌人,掩护军民生产;农忙时节,部队大力支援农民抢收抢种,等等。

       1943年12月16日,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边区生产展览会闭幕式上,朱德讲道:军队是武装的工农,可是很久以来,这些工农一参加军队后就不从事生产了。“我们八路军打破了这个传统。八路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他们过去是工农,到军队后还是工农,他们指挥员和战士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 ]既当战斗队又做生产队是人民军队的一个创造,八路军和新四军在特殊时期用行动履行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职责。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1945年日本投降后,内战的阴霾阵阵袭来,中国共产党虽然尽了争取和平的最大努力,但国民党还是一意孤行发动全面内战。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在与战争直接关联的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大大超过共产党。国民党当时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430万人;而共产党方面,只有61万人的正规军(野战军)、66万人的地方部队(军区、军分区、县属武装)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127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3.37∶1。武器装备方面,双方的差距更为悬殊。国民党的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炮兵,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而人民解放军却只装备有步枪、轻重机枪、追击炮等步兵火器以及极少数量的山炮、野炮,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更没有作战舰艇。同时,蒋介石还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而共产党方面,却只有全国土地的24%和全国人口的29%,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上主要依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军工生产基础极为薄弱。[ ]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并没有被飞机加大炮、外有美国大量军援的国民党军所吓倒,而是斗志昂扬,信心满怀。

       1946年8月,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为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对内战的看法,采访了毛泽东。斯特朗是一位尖锐的记者,向毛泽东发问道:“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呢?”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掷地有声的这一段名言,讲得国民党反动势力心惊胆战,让中国人民的精神为之一振。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则重视敌人。这是毛泽东自土地革命战争以来所一直强调的。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这些原则贯彻到人民解放战争初期,就是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以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 ]9月16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军提出:有些时候,为了达到集中兵力歼灭敌军的目的,或者为了使我军主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取得更大的胜利做准备。

1946年10月,马歇尔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向蒋介石指出,尽管他们在退却,但是并没有投降。当共产党人放弃城市时,他们并未损失军队,既然他们拒绝固守和战斗,那么显然他们不想损失军队。由于他们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够在军事上给他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 ]194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胡宗南军队占领的只不过是一座空城而已。国民党依仗军队力量优势发动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都先后被粉碎。1947年5月中旬,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74师在山东孟良崮被全歼,国民党军士气严重受挫。毛泽东在1947年12月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十七个月(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止,十二月的尚未计入)作战,共打死、打伤、俘虏了蒋介石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一百六十九万人,其中打死和打伤的有六十四万人,俘虏的有一百零五万人。”这样,我军成功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保存了解放区的基本区域,并转入进攻。[ ]

       转入进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入角色。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十余万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人,强渡黄河,在豫陕边地区展开;9月下旬,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18万人渡过黄河,到11月下旬完成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三路大军直插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地区的解放军也纷纷转入反攻,战略主动权转移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上。到1948年秋,解放军尽管在数量上不及国民党军队,但是在士气、质量上已经远超对手。1948年9月,毛泽东写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要求具备条件的各野战军应明确树立敢于夺取敌人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前所未有大规模歼灭战的决心,消灭国民党的重兵集团。从9月开始,到1949年1月,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先后打响,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中国革命走到了胜利的前夜。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中国人民解放军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基本摧毁了在战争初期远超自己的对手。这是各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单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但归根结底,人心向背决定了战争胜负。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尽管不会是一戳就破,但是只要方法得当,终究是经不住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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