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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思考:《史记》——汉武帝时代的“当代史”

学习汇文2018-04-15 21:22:28

《史记》——汉武帝时代的“当代史”

在中国人心目中,汉武帝和司马迁是两座高峰。汉武帝被认为是开创盛世的一代“明君”,而司马迁的《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国传统正史的鼻祖。两人生活于同一时代,君臣二人生卒年相差无几。对司马迁来说,汉武帝时代是他生活于其中的“当代史”,这个时代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何影响?司马迁又是如何书写他的“当代史”呢?

笔者推荐一部研究《史记》的著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可以为读者阅读《史记》提供一个参考。

本书作者逯耀东(1932-2006年),江苏丰县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大家,也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专家。逯先生从《史记》的字里行间寻找线索,勾勒出一副汉武帝时代的全景图,从而将《史记》还原为一部汉武帝时代的“当代史”。

对司马迁生平略知一二者,都知道司马迁一生最严重的遭遇就是“李陵之祸”。而“李陵之祸”的缘起是汉与匈奴的战争。逯先生认为,解决匈奴问题是汉武帝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而司马迁间接卷入其中,因此在《史记》中处理匈奴问题格外谨慎。本文对书中与匈奴问题相关的内容作一简单介绍。

《史记》描述汉匈关系多有隐讳。如在《匈奴列传》中,记载汉初高祖刘邦率大军与匈奴军大战,被匈奴军围困于平城。兵困粮绝之际,陈平献上“奇计”,派人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单于妻子),阏氏对冒顿一番奉劝,于是单于“乃解围之一角”,汉高祖才得以率军逃脱。此后,汉开始与匈奴和亲。逯先生认为,《史记》记载此事语焉不详,其中必有隐情。

高祖驾崩后,吕后主政。冒顿单于修书信于吕后。《史记》对此的记载是:

“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于平城。’于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

至于冒顿单于书信的具体内容,全书都隐讳不提。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时,记载了冒顿单于的信,想来该是时过境迁,已经不需要避讳了。该信把司马迁避讳的“妄言”都记录下来: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冒顿单于的话用当代俚俗的语言翻译,大意为:“本王多次想来中国游玩,咱俩都是孤家寡人,正好作伴”。这样轻佻的语气,表明了匈奴对汉的羞辱与蔑视。吕后很生气,最终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回复:

“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而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

两相对比,“冒顿书狂傲无礼,吕后报书则卑躬委曲”,可知“当时汉匈不仅不是对等关系,甚至于是一种臣属关系”(逯书,第217页)。

那么为什么《汉书》记录单于和吕后书信的具体内容,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含糊其辞呢?逯先生指出,司马迁撰写《匈奴列传》时,汉武帝正在积极准备大举讨伐匈奴,对这些“不光彩”的往事是不能过多着墨的。

可见司马迁作为史家,受到了当时政治形势的限制,因而作了这样的处理。

汉对匈奴用兵的将领,前有卫青、霍去病、李广,后有李广利、李陵。其中,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皆为外戚,深得武帝信赖。李广、李陵祖孙二人,其家族故事却令人扼腕。李广战功显赫却受到卫青排挤,在战场上自杀。李广死后,幼子李敢得罪卫青,竟被霍去病(霍是卫青外甥)射死。此事为汉武帝所知晓,却称李敢是被鹿角顶撞而死的,可见对卫青、霍去病二人的袒护。李陵为李广之孙,后来从军跟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匈奴,以五千步兵抵挡匈奴八万人,力战后终因寡不敌众而投降匈奴,被灭族。

李陵投降匈奴,群臣都称该治其罪。在众人一致声讨李陵的情况下,司马迁挺身为李陵辩护,让汉武帝颇为恼怒。其结果,不仅李陵家族被灭族,司马迁也下狱被施以宫刑,遭遇奇耻大辱。

逯先生考证,司马迁被治罪,是因为在为李陵辩护时,对李广利颇有批评。汉武帝宠爱李夫人,李广利是李夫人的哥哥,为武帝所倚重和信任。司马迁批评李广利,是汉武帝难以忍受的,于是将其治罪。

九年以后,李广利再度出击匈奴。当时正处于汉武帝时期最严重的内乱——“巫蛊之祸”时期,太子刘据死。李广利出兵前,与丞相刘屈商议立李夫人之子、李广利外甥刘髆为太子。汉武帝知道此事后大怒,刘屈氂被腰斩,李广利家人被收监。李广利在前线得知此事,投降匈奴。

逯先生指出,李广利投降的时候,司马迁《史记》已完成,正处于删改时期。从李陵投降匈奴到李广利投降匈奴,“对司马迁个人而言,真是一个无法解释的‘循环’。思前想后,岂仅感慨而已,于是在《匈奴列传》之终,增补了李陵、李广利分别投降匈奴的记载,同时在《李将军列传》后,也添加了李陵的记载是非常可能的”。(逯书,第233页)是否在《史记》中记载、如何记载李陵的相关内容,既关乎时局,也关乎司马迁的个人情感。司马迁面对这一内容,其内心的纠结是可想而知的。

但司马迁并未在关于李陵的资料中加入其个人遭遇的书写。其个人心迹,在《史记》中是不能说、也无从说起的,这些都留在了大家所熟知的《报任安书》中。对李广、李陵一家,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的书写是饱含感情的。逯先生指出,这其中隐含着司马迁对汉武帝用人的不满。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作为外戚,深受武帝重用和恩宠。李广利投降匈奴,是汉武帝任人唯亲酿成的苦果。李广一家三代从军,深得将士爱戴,却结局悲惨,令人唏嘘。这样的书写,既表明了司马迁本人的立场,这也给了后世读者一个认识汉武帝时代的角度。

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逯耀东先生用详细的考证和论证,告诉我们《史记》就是一部汉武帝时代的当代史。如果我们能循着逯先生的指引,从《史记》中读出汉武帝时代的“当代史”,既有助于我们了解汉武帝时代,也能帮助我们走进司马迁的内心世界。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在“述往事,思来者”,我想逯耀东先生这样的有心人,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来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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