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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蓟门落日松亭樽”在喜峰口不在北京

红楼梦研究2018-04-15 19:31:35




作者

敏敏秀特尔

曹雪芹的好友爱新觉罗•敦诚曾作有一首《寄怀曹雪芹(霑)》(此诗被收入敦诚的诗集《四松堂集》中)。在这首诗的第七句,敦诚写道:“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在这句诗侧,又有一条夹注云:“时余在喜峰口”。


据敦诚之兄长爱新觉罗•敦敏《敬亭小传》记载,敦诚曾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随先大人(敦敏、敦诚的父亲瑚玐)榷山海,住喜峰口”。因此,有关敦诚此句诗的意思,一般理解为:其时随父在喜峰口作税务官的敦诚,因为思念好友曹雪芹而不能相见,是以用“蓟门落日松亭”指代曹雪芹位于北京西郊的居所,怀念当初二人在彼处对饮高歌的情景。


此外,还有人认为,所谓“蓟门落日松亭”很可能就是“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因此,这句诗的意思应该为,如今身在喜峰口的敦诚每当忆及曹雪芹时,便回想起以往自己在京城之时,亦会常常登上“蓟门烟树”处的土丘,向西郊眺望曹雪芹之栖身所在,遥寄思念。

纵观上述两种观点,均认为“蓟门和松亭”的地点就在北京,只是一个是曹雪芹的居处,一个是离皇城根儿不远的“蓟门烟树”。


将“蓟门烟树”作为京城一景最早始于元代,其时被称为“蓟门飞雨”,后来才改为“蓟门烟树”。关于“蓟门”和“蓟门烟树”之所在,在明代沈榜所著《宛署杂记》中有清楚的说明:“蓟丘,在县西德胜门外五里西北隅,即古蓟门也。旧有楼台并废,止存二土阜,旁多林木,翳郁苍翠,为京师八景之一,名曰‘蓟门烟树’。”


至清代,乾隆皇帝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将“蓟门烟树”御题树碑,立于蓟丘。此碑于今尚在,位于今海淀区东升乡黄亭子社区的元大都城墙遗址处,碑阳为乾隆皇帝手书“蓟门烟树”四字,碑阴为乾隆皇帝御题七律一首:“十里轻杨烟扬浮,蓟门指点认荒邱。青帘贳酒于何少?黄土埋人即渐稠。牵客未能留远别,听鹂谁解作清游?梵钟欲醒红尘梦,断续常飘云外楼。”


不过,从上述乾隆御题诗中的“蓟门指点认荒邱”可见,有关“蓟门”和“蓟门烟树”之所在,乾隆皇帝亦是循迹考古而至,蓟丘是否便是“蓟门”之真正所在,起码在清代乾隆十五年之前并无定论。


因为北京从古至今并无一座城门被称为“蓟门”,所以蓟门究竟在何方,不仅在乾隆初年并无公认之定所,时至今日,亦有专家考证认为,其具体位置并非在蓟丘,而在今宣武门外大街西侧一带。


老北京内城九门之一——宣武门,今已拆除


说过了燕京八景中的“蓟门”,我们再回头来考究一下敦诚诗句中的“蓟门”,其到底是泛指京畿,还是专指蓟丘,抑或上述地点均非敦诚所指呢?既然敦诚在诗注中,特意提到了其时他在“喜峰口”,因此我们不妨先来一探喜峰口之究竟。


在清代以前,自西周开始,长城均为雄踞中原各国北拒夷狄的最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因此喜峰口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在北患不断的明代,沿长城设立九个边防区,以加强防御。《明史·兵志》说:“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是为九边。”在这个九个边防区的中心皆叫镇,其中蓟州镇在今迁西县西北三屯营。


而位于今河北省迁西县和宽城县交界处的喜峰口,作为长城的一个关口,居于九边重镇之一的“蓟州镇”的防戍范围内,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更被称为“蓟镇重地”。


尽管至清代,对于从北方入关并统一全国的满族政权而言,蓟镇已经失去了它的军事战略意义,最终于顺治四年被裁撤。但是在清军入关之前,蓟镇和喜峰口作为京畿关防大门,是明军倾力把守、清军倾力攻克的战略要地,应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不为人所知的是,这个在清代以“喜峰口”著称的长城关口和蓟镇重地,最早的称呼其实是“松亭关”。据记载,松亭关之关防设置最早始自汉代,在唐代、宋代都以其军事要冲而声名显赫。南宋诗人陆游曾经作诗云:“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


然而,至明代建朝初期,尽管松亭关上还有大量屯兵,但也是在这一时期,松亭关的名称神秘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喜峰口”。


明代洪武二十年(1387年),一位名叫唐愚士的随军书记官作了一首题名为《松亭关》的五言律诗,并做注曰:(松亭关)即喜峰口,峰亦作逢,近亦名狮子峪。这是可见的最早的有关“松亭关便是喜峰口”的文字记载,从此以后,喜峰口就是松亭关开始被记入国家史书和地方方志,二者被看作是对同一个地点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称谓。


到了清代,喜峰口仍旧是与松亭关划了等号。例如,康熙二年(1663年)由曾任礼部郎中宋琬修撰、康熙十八年(1679年)由常文魁续修的《永平府志•古迹》中记载说:“松亭关,今之喜峰口是也。”此后的各版《永平府志》和历届《迁安县志》也都沿用了“松亭关即喜峰口”的说法。


康熙二十年(1681年),翰林院侍讲高士奇扈从康熙皇帝出喜峰口去承德,回京后把行进路线和沿途见闻写成诗文集《松亭行纪》,其中这样记载:“喜峰口,古松亭山也,奇峰削下,腰有洞,高二丈余,深倍之,《辽史》为松亭关。”


所以,尽管目前学界有争议,认为松亭关与喜峰口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两个不同的关口,但是研究者们都一致赞同:自清代以来,人们是将喜峰口和松亭关等同视之的。


除了喜峰口便是松亭关以外,喜峰口还可直接被称为“蓟门”。在明代,作为“九边重镇”之一的蓟镇曾称为“蓟门”,喜峰口作为蓟镇最重要的关隘之一,其几乎可以作为蓟镇之代名词,自然亦为“蓟门”之所在。

例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曾镇守蓟镇操练士兵,《明史・戚继光传》中记载说:经戚继光十数年整顿,“边备修饬,蓟门宴然”。明代诗人陶允宜曾为戚继光作诗一首,诗题为《喜峰道上呈戚少保》,诗中第一句便是“蓟门往事震京华”。


有鉴于此,当我们再回过头来考证敦诚此句“蓟门落日松亭樽”时,结合“时余在喜峰口”之注解,便可确认:与其将“蓟门松亭”放在不确定位置的“蓟门烟树”的土堆上,并且无法解释何为“松亭”及其具体位置,远不如将此“蓟门、松亭”等同于喜峰口更加合理可信。


因此,笔者认为敦诚诗句中的“蓟门”与“松亭”,所指皆为喜峰口。同时,也正因为“蓟门”、“松亭”所指皆为喜峰口关隘,也才能更好地解释为何敦诚要在此处作注,以让读者了然,其时他在喜峰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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