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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利:宋词中的双城叙事

艮山杂志2018-01-19 01:56:38

宋词中的双城叙事

——作为文化记忆的汴京与杭州映像[1]

摘  要:

作为宋代依次出现的两个都城,汴京和杭州曾经是演出过无数历史悲喜剧的活动舞台,一直为两宋词人所瞩目。两都的山川形势、市井风貌、享乐休闲在宋词中都有鲜活的描绘,不同词人笔下的两都亦具不同面目。两都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投射出不同的文化映像,透露出国运的盛衰兴亡和词客的感喟叹息。江山胜概之助、文士词客的飘零聚散、词学风气的嬗变,使杭州词无论数量还是艺术特色,与汴京词风貌迥异。从社会文化学和都城地理学的角度解读宋词中的双城映像,可以看出政治气运与文化轴心的移动如何造成城市映像与文化记忆的潜转暗换。

关键字:

汴京;杭州城市映像;文化记忆;社会文化学;都城地理学


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都城,其盛衰荣枯具有多种特别的象征符号意义,而城市的映像亦如森林中的年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积淀为复杂的文化记忆。《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春秋·公羊传》桓公九年:“京师者何?天子所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在前现代社会中,都城除流动与固定人口众多、中央官署机构鳞次栉比外,还有无法迁徙的帝王宗庙。法国地理学家菲利普·潘什梅尔说:“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2]美国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指出:“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3]中西城市理论中有某些暗合处。汴京与杭州作为宋代先后出现的两个都城,从都城发展史上看,具有明显的东迁南移的特色。都城的迁徒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时代与社会的巨变,在宋词中有何保留,有何积淀,如何被聚焦,又如何逐渐淡出?本文拟移形换步,调整视角,从小碎片看大历史,追寻宋代两都词中错综复杂的文化映像和历史记忆。


开封,曾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唐末五代时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等先后建都于此。公元960年建立的赵宋政权,仍以开封为都,称为汴京、汴梁。[4]北宋是开封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尽管历史学家对宋廷向来有积贫积弱的讥议,但它毕竟是经过晚唐五代几十年战乱后的崭新的统一政权,百废待举,万象更新。赵宋立国伊始,太祖为了防止大权旁落,杯酒释兵权,推行修文偃武的政策,在“多积金、市田宅,歌儿舞女以养天年”的圣训下,社会上兴起普遍的享乐休闲风气。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北宋经济得到极大的恢复和发展,汴京城水驿池亭,烟花柳巷,笙歌鼎沸,车水马龙,呈现出繁荣奢华的帝里风光。文人骚客对于汴京的描述,不仅在于它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更着重表现其经济繁荣,奢华享乐的承平气象。汴京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宋词中有所体现[5],兹举其著者如下:


宴 饮

晏殊有一首《拂霓裳》词:


“喜秋成。见千门万户乐升平。金风细,玉池波浪縠文生。宿露沾罗幕,微凉入画屏。张绮宴,傍熏炉蕙炷、和新声。  神仙雅会,会此日,象蓬瀛。管弦清,旋翻红袖学飞琼。光阴无暂住,欢醉有闲情。祝辰星。愿百千为寿、献瑶觥。”


词篇选取词人最熟悉的宴饮场面,极写富贵生活,并不停留于表面的金玉锦绣,而重在表现闲雅富贵的气象,那神仙般的雅会和欢醉的闲情,展现着一幅太平盛世的画卷。如果说富贵宰相晏殊的宴饮词表现了王公贵族酣酒沉醉的高华气象,那么,市井词人柳永的宴饮词,则给我们提供了广大平民阶层的享乐情形:


“玉墄金阶舞舜干。朝野多欢。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嘉气非烟。  雅俗熙熙物态妍。忍负芳年。笑筵歌席连昏昼,任旗亭、斗酒十千。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看花回》二)


由此可知,汴京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士,都同样享受着宴饮的欢愉和刺激。


游 冶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汴京城“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6]可知汴京风流恣肆的夜生活的一面。柳永青年时一度居住京城,风流倜傥的青年才子,出入于歌楼舞榭,倚红偎翠,遍享风流,笔下的帝城风光,自然少不了温柔乡的气息。多年后,词人饱经宦途蹭蹬,遍尝生活艰辛,回忆中念念不忘的还是当年的风流旖旎:


“恋帝里,金谷园林,平康巷陌,触处繁华,连日疏狂,未尝轻负,寸心双眼。况佳人、尽天外行云,掌上飞燕。向玳筵、一一皆妙选。长是因酒沉迷,被花萦绊。”(《凤归云》)


“朝野多欢”,又值“九衢三市风光丽”,恣肆的冶游和放荡顺理成章。据史料记载,当时汴河沿岸,尤其是汴京城东南角一带,歌馆甚多,游客如云,文人士子与歌儿舞女的欢情屡屡在这里上演,城市变形为欲望的舟车,癫狂与放纵成了城市生活中的固定节目。


节 令

宋人金盈之《醉翁谈录》中云:“都城以寒食、冬至、元旦为三大节。”非常隆重。事实上,除这三大节以外,其他如上元、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节日也相当热闹。尤其是上元节,在两宋时期一直都是词人们津津乐道的盛大节日。太祖乾德五年(967)下诏:“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具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7]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又将“燃灯五夜著为令”[8]。两宋时期,除特殊情况外,举办大型灯会,演出百戏,成为上元灯节的习俗。关于上元灯节的词作非常多,如柳永《玉楼春》(其三)词云:


“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风光盈绮陌。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炬兰灯烧晓色。  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鹓鹭客。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


描绘上元节之夜,京城张灯结彩,游人如织,通宵达旦的游乐情形。这种彻夜游欢正反映了宋代坊里禁宵制度被打破后带来的城市生活的新变化。

周邦彦也有一首描写汴京上元灯节的词作:


风销焰蜡,露浥烘炉,花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  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年光是也。唯只见、旧情衰谢。清漏移,飞盖归来,从舞休歌罢。(《解语花(高平·元宵)》)


上元之夜,火树银花,星雨鱼龙,都人往往倾城游赏,那些平日深闭闺门的女子也得以加入这倾城的狂欢。夜色掩映下,男女相会于柳陌花衢,风流欢洽在所难免,周邦彦怀念的就是这样一场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上元节是宋词里的爱情多发时节,宋词中爱情故事的背景或舞台大多被放置于都城的上元灯节。

由以上数例可知,北宋词人描写汴京,多是从其作为大都市的繁华奢靡的角度入手,着重表现它作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繁荣景象。部分词人如柳永、周邦彦等,亦将自己情感生活的风流旖旎交织进去。与此相应,《东京梦华录》记述北宋后期徽宗朝汴京的繁荣面貌,即侧重经济、民俗等方面,凸现了其作为都城特有的富丽堂皇和帝城气派。王安石尝云:“是以京师者,风俗之枢机也,四方之所面内而依仿也。加之士民富庶,财物毕会,难以俭率,易以奢变。”[9]揭橥了汴京之所以奢侈绮靡的原因,颇有道理。而关于汴京的自然形胜描写,在词中并不多见。汴京城里最著名的娱乐场所应是金明池,一如杭州之西湖。但金明池并非天然池苑,乃是宋廷在旧有教船池基础上开凿疏扩而成,本为教习水战。开凿之初,金明池水战仍有一定的军事演习意义,至北宋中期,才逐渐演变成表演性的水上游乐活动场所,但因其乃宫廷池苑,故只有王公贵族有机会经常赏玩,一般士庶惟有每年春季“开池”期间才能有幸目睹身历。汴京地平野阔,农业发达,但北方之苍茫辽阔实难与南方之清丽明秀相媲美,而人的本性中有着亲近自然、乐山乐水的自然情结。徽宗朝的“花石纲”事件,祸国害民之甚已成定论,但如换一个角度看,它正从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北宋君臣对于南方山水景致的喜好渴慕和以政权为后盾的强力攫取。

而文人对于杭州的描写,则多一个角度,即自然名胜。吴自牧《梦粱录》记述临安情形,除像《东京梦华录》中对汴京那样的记载内容外,还专门描绘杭州的风景名胜,对西湖、钱潮及其他池沼苑囿,奇珍异玩等,都有所涉及。周密《武林旧事》亦有同样的记载。杭州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条件良好,嘉山秀水,引人入胜,从北宋起,词人就多有咏写杭州的优秀篇章,如柳永的《望海潮•三吴都会》词,点面结合,纵横捭阖,铺陈扬厉,写尽钱塘风光,几成绝唱。范镇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10]

《梦粱录》记载:“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卷四“观潮”)西湖之阴柔静美与钱塘之阳刚雄肆,构成杭州两大绝景奇观。北宋初潘阆有《酒泉子》组词,其中有两首分别描写西湖的春景和秋景:


长忆西湖,湖上春来无限景。吴姬个个是神仙。竞泛木兰船。  楼台簇簇疑蓬岛。野人祗合其中老。别来已是二十年。东望眼将穿。(其三)

 

长忆西湖,尽日凭阑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  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其四)

 

前词写春天西湖的无限风光,吴女竞泛兰舟,宛若神仙,亭台楼阁亦仿佛仙境,使人愿身老其中而无憾。后词写秋天西湖垂钓,渔舟散落,笛声悠邈,芦花飞扬,白鸟成行。两首词一秾艳一清雅,写出西湖春秋两季的不同景致,堪称图画。南宋杨无咎的《水龙吟》(赵祖文画西湖图,名曰总相宜),则融化西湖典故及前人有关西湖的诗句入词,给西湖美丽的自然景观增添了醇厚的人文气韵。

潘阆描写钱塘观潮,亦极有气势: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酒泉子》其十)


此词写钱塘江潮,惊心动魄。上阕写钱塘百姓倾城而出的观潮情景,“来疑”两句,极写江潮的壮阔气势。过片写钱塘弄潮儿的过人胆量和高超技艺,鲜明生动,令人过目难忘。结尾两句写梦中钱塘潮,“梦觉尚心寒”一句,以夸张的笔墨,补足钱塘潮撼人心魄的雄壮气势。词作波澜壮阔,跌宕生姿,堪称佳制。

总而言之,较之对汴京作为都城的繁荣奢华的较为单一的表现,宋代词人描写杭州,不仅写其繁盛气象,而且大量描摹杭州的自然形胜。换言之,汴京词多写人事,杭州词则除夸耀人事外,更注重对自然形胜的展示描绘。余杭佳丽,山水娱人,中原板荡,恢复难期,南宋朝臣大多避世情深,匡时意少,虽为城市留下精美的词章,也为历史留下无尽的遗憾。


都城,是一国政治的中心,比其它地方更能反映出国运的盛衰兴亡,诚如王国维所言:“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11]宋代词人笔下的汴京和杭州,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投射下不同的映像,反映出不同的时代风涛和历史变幻。

仁宗时期,经过内外修治,宋廷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所谓“隆宋”,常常得以与“盛唐”相提并论。这一时期的词作中出现了较多描写都市繁华气象的篇章,其中汴京更为词人所关注,如柳永、张先、苏轼、王安石等都有佳作。徽宗朝时期,尽管宋廷面临严重内忧外患,但表面上,社会经济依然维持着盛世的繁华,朝野上下依然一派欢颜。关于此,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自序》中的这段话最常为人所征引:


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琦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奢侈则长人精神……


万俟咏的《醉蓬莱》,则以词的形式形象展示了汴京生活绮丽奢靡的一面: 


正波泛银汉,漏滴铜壶,上元佳致。绛烛银灯,若繁星连缀。明月逐人,暗尘随马,尽五陵豪贵。鬓惹乌云,裙拖湘水,谁家姝丽。  金阙南边,彩山北面,接地罗绮,沸天歌吹。六曲屏开,拥三千珠翠。帝乐深,凤炉烟喷,望舜颜瞻礼。太平无事,君臣宴乐,黎民欢醉。


词里一幅太平盛世景象。徽宗词坛是汴京词创作的高峰期,徽宗君臣是汴京词的创作主体。他们权势赫赫,养尊处优,其笔下的汴京词带有明显的富贵气和奢靡气,谀颂之风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南北之交,局势动荡,汴京风雨飘摇,徽宗君臣却无视现实,继续沉湎于歌舞享乐,继续夸饰着奢靡生活,直到敌虏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太平享乐梦。徽宗被掳北上,沦为亡国囚后,这个享乐皇帝也发出了哀叹。其《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词想像旧时宫中明媚艳丽的花朵,在无情风雨的摧折下,飞红凋零,宫苑凄凉。看似写花,实为写人,有人物皆非的悲慨。

靖康之难后,半壁江山沦入敌手,汴京城不再是宋人涉足游历的富贵地,兵燹过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从此,汴京退居到宋人的笔下和梦中,成为他们心中不能轻易触碰的伤痛,偶尔提及,亦是无限凄楚。如朱敦儒《浪淘沙》:


中秋阴雨,同显忠、椿年、谅之坐寺门作。 

圆月又中秋。南海西头。蛮云瘴雨晚难收。北客相逢弹泪坐,合恨分愁。  无酒可销忧。但说皇州。天家宫阙酒家楼。今夜只应清汴水,呜咽东流。


中原沦丧,南北对峙。流落南方的士人怀念故土,回忆中的汴京,一片凄风苦雨。而沦陷北方的宋人更是伤情。靖康之变后,盘踞北方的女真族在宴饮场景中依然演奏宋廷的教坊旧曲,北人听了,自然触伤心事。


“凝碧旧池头,一听管弦凄切。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  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惟有御沟声断,似知人呜咽。”(韩元吉《好事近》(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


词作写得很是凄凉。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汴京渐渐淡出了词人的视野,中原成了遥远的回忆。宋亡后,宋人的故国哀思寄托在临安城上,汴京被进一步虚化、距离化,最后化为一片空白,成了一段被忘却的历史。

“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潘阆《酒泉子》其一)北宋时期,钱塘即是繁荣富庶的江南水乡城市,而且俗好奢华。史书记载:“(两浙路)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12]苏轼在杭为官,对此深有体会:“三吴风俗,自古浮薄,而钱塘为甚。虽室宇华好,被服粲然,而家无宿舂之储者,盖十室而九。”[13]对于雅好山水的文人来说,杭州的自然胜景比其经济的繁华更具魅力。文人墨客徜徉于青山秀水之间,流连忘返。在蔡襄、苏轼等人的诗文中,都留下了他们杭州为官时期游踪的详细记述。“此景出关无,西州空画图”(张先《《醉垂鞭》(钱塘送祖择之)》),杭州的秀美风景被文人词客反复吟咏赞美。高宗移跸,杭州一跃成为政治文化的中心,城市规模空前扩大,繁盛富丽非往昔可比。据周煇记载:“尝见故老言,(杭州)昔岁风物,与今不同。四隅皆空迥,人迹不到。……自六蜚驻跸,日益繁盛。湖上屋宇连接,不减城中。”[14]王公贵族的南迁,把汴京的享乐习气带到杭州,一大批北方的文人来到杭州,为杭州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因子[15],杭州变得更为富丽奢华,游赏侈靡之风更炽。“杭人喜遨……今为帝都,则其益务侈靡相夸,佚乐自肆也”[16]。不仅豪奢之家如此,贫乏之人,亦喜游玩,甚至不惜代价。“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自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17]由此可知临安城里全民享乐风气之盛。杨泽民《风流子》(咏钱塘)词云:


佳胜古钱塘。帝居丽、金屋对昭阳。有风月九衢,凤皇双阙,万年芳树,千雉宫墙。户十万,家家堆锦绣,处处鼓笙簧。三竺胜游,两峰奇观,涌金仙舸,丰乐霞觞。  芙蓉城何似,楼台簇中禁,帘卷东厢。盈望虎貔分列,鸳鹭成行。向玉宇夜深,时闻天乐,绛霄风软,吹下炉香。惟恨小臣资浅,朝觐犹妨。


词里竭力营造君臣和乐、举国欢庆的场景,然而与柳永《望海潮》词相比,多了都城的绮丽奢华,却少了国泰民安的太平气象。都城是一国政治的中心,也是政治最敏感的晴雨表,不同时期文人笔下的都城风貌潜藏着那个时代的气息和政治的脉动,是国运直接的表征。南宋朝廷从汴梁移跸临安,显露出政治上从平和中立到防御退避的大转变,国运气数已远不能和北宋相比。两首钱塘词的差异中,隐伏着国脉气运的潜转暗换。

兹以西湖词为例,来看南宋杭州词的历史变迁。“南北战争,惟有西湖,长如太平。”(陈人杰《沁园春•咏西湖酒楼》)无论战争还是和平,西湖都是享乐者的天堂。南宋词人大量咏写西湖景观,张矩、陈允平、周密还先后作有“西湖十咏”组词,一一描绘西湖各个佳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林升《过临安邸》)西湖上夜夜笙歌通宵达旦,日日游龙穿梭不息。据《武林旧事》记载,当时西湖上“大贾豪民,买笑千金、呼卢百万,以至痴儿騃子,密约幽期,无不在焉,日糜金钱,靡有纪极,故杭谚有销金锅儿之号。此语不为过也。”[18]

文人笔下的西湖是雅集之地。朱敦儒《声声慢》(雪)词云:


红炉围锦,翠幄盘雕,楼前万里同云。青雀窥窗,来报瑞雪纷纷。开帘放教飘洒,度华筵、飞入金尊。斗迎面,看美人呵手,旋浥罗巾。  莫说梁园往事,休更羡、越溪访戴幽人。此日西湖真境,圣治中兴。直须听歌按舞,任留香、满酌杯深。最好是,贺丰年、天下太平。


瑞雪纷纷,红炉围锦,红巾翠袖,听歌按舞,这就是半壁江山里的贵族们的享乐生活。柔媚的西湖水,浸软了男儿的铁骨,怯懦的南宋,连残山剩水亦将不保。南宋后期,风雨飘摇中的杭州岌岌可危,经临西湖,涌上士人心头的是此景不再的悲慨。吴文英《西平乐慢》云:


中吕商·过西湖先贤堂,伤今感昔,泫然出涕。 

岸压邮亭,路欹华表,堤树旧色依依。红索新晴,翠阴寒食,天涯倦客重归。叹废绿平烟带苑,幽渚尘香荡晚,当时燕子,无言对立斜晖。追念吟风赏月,十载事,梦惹绿杨丝。  画船为市,夭妆艳水。日落云沉,人换春移。谁更与、苔根洗石,菊井招魂,漫省连车载酒,立马临花,犹认蔫红傍路枝。歌断宴阑,荣华露草,冷落山丘,到此徘徊,细雨西城,羊昙醉后花飞。


先贤堂,亦名集贤堂,位于西湖南山,系为纪念自先秦至北宋一千余年出生或生活在杭州的名人而建,宋末兵燹后不久而废。词人在作品中融织了对历史人物命运浮沉的感喟和自己的身世情怀,西湖因此带上了悲凉萧瑟的意味。

宋亡后,遗民词中的钱塘和西湖,更是一片悲苦。面对敌虏践踏过后的西湖,词人感叹:“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说。”(詹玉《齐天乐》(赠童瓮天兵后归杭))此刻,西湖的春景这般凄凉: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冷,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


《武林旧事》记载“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杭人亦无时而不游,而春游特盛焉。”(卷三)而张炎眼中的西湖春景,却是“万绿西冷,一抹荒烟”“苔深韦曲,草暗斜川”,飞花啼鹃,惹起新愁旧恨,满目凄然。词人饱尝忧患的心理以及西湖的破败景象令人感慨不已。我们由不同历史时期文士对西湖的描绘,可以感受到寄寓其中的不同心态和人生况味,也能认识到政治的翻云覆雨烙烫在自然风物上的印痕。


两都词的面貌并不均衡。从数量看,杭州词明显多于汴京词;从艺术特色看,杭州词与汴京词风貌迥异。究其原因,大略有如下数端。

第一,南北宋词创作的不平衡使然。北宋词总的数量少于南宋,其都邑词数量亦少于南宋,汴京词因此少于杭州词。

第二,词学风气使然。都邑词在宋词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词之源起,盖为酒席宴前的佐酒助欢,娱宾遣兴,表现男欢女爱的幽怨缠绵乃词之主调。柳永最开始的大量写作都邑词,《乐章集》中描写城市繁盛景象者有四十余首,占其总数的五分之一,这在当时是极为突出的。柳永之外,张先、苏轼、王安石等人亦有此类作品,但并未形成风气。在文人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等诸种努力下,词体堂庑渐大,几于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为。南渡以后,虽然只剩半壁江山,但朝廷的享乐风气依旧,江南的秀美风景又为这种享乐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城市风光尤其杭州景致为文人所乐道,词中出现了较多咏写都市风光的篇什。故从词学风气的转移看,杭州词多于汴京词。

第三,陪都文化的影响使然。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陪都现象,对宋词中的汴京和杭州形象也有影响。北宋汴京以洛阳为陪都,不同于汴京作为政治权力中心的存在,“宋代西京洛阳更显文化之都、学术之都、艺术之都的特点与魅力。”[19]洛阳的风采不仅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学士瞩目流连,魁杰贤豪、权贵耆旧亦多聚集于此,冠盖相望,文人士大夫的群体活动相当活跃。如欧阳修的八老会、司马光等人的洛阳耆英会等,均是当时的政坛要客、文墨翘楚参与其中的雅集盛会。“北宋时期是洛阳文化史上又一辉煌时代,在一定程度上与开封形成对峙或起补充作用。”[20]可以说,洛阳在文化、学术、艺术方面的优长和魅力,与汴京在政治方面的权力和威严,衬托互补,各显清辉,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汴京的光芒。南宋临安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行都”,相当于陪都。由于偏安一隅,南宋版图大为缩小,建康成为南宋与金对峙的前线,传统意义上的陪都作用几乎荡然无存,没有陪都来分割其地位和重要性,杭州更显其独尊之势。

第四,地理环境使然。汴京位处中原,地平野阔,农业发达。宋之前,曾经是几个小国的都城,但不见辉煌。宋廷建都于此,盖缘后周都于此,不过因势而然。汴京城之胜,在于其作为都城的独特地位,在于其作为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重要价值。词人笔下的汴京,着力刻画表现的亦是这一方面。杭州长期以来都是南方重要的大城市,宋室南迁,更使它一跃而为都城,成为南宋中心,获得与北宋汴京同等的重要性。但杭州之胜,还在于其秀丽的自然风景。嘉山秀水,为杭州增添了无穷魅力,王公贵族,文人士子,乃至贩夫走卒,都得以享受其山水之美。文人们词的创作更是得益于山水之助。杭州词,一方面同汴京词一样,表现其大都市的繁华,另一方面,则是对其秀丽山水的描绘。繁华和秀美融织在一起,使杭州散发出迷人的光彩,杭州词因此缤纷多姿,引人入胜。

第五,词人审美趣味使然。相对于北宋词风,南宋词尚雅风气较浓。雅情、雅景、雅志、雅语,凡雅者,皆易入词人法眼。徜徉于杭州秀美的山水间,把酒言欢,吟诗作赋,是文人士子的赏心乐事。杭州词因此胜出。

第六,风格不同使然。城市的不同面貌和风情,以及词人的不同创作心境,形成了两都词的不同风格。汴京以繁荣奢华胜,汴京词着重刻画其作为都城的帝里风光,天子脚下的皇家气派,气势开阔,富丽堂皇。杭州词既写繁荣气象,也写秀丽景致。由于描摹对象和寄托情感的不同,杭州词具有不同的风格面貌,或雄伟壮阔,或慷慨激昂,或婉约柔媚,或幽默诙谐。


城市的面貌随着时光的推移,国运的兴衰而变化,彼与此的差异,今与昔的不同,都传达出盛衰兴亡的信息,跃动着文人要眇幽微的心曲,两都词因此较多地运用了对比尤其是今昔对比的表现手法。

有汴京的今昔对比。如李琳(《木兰花慢》(汴京)):


蕊珠仙驭远,横羽葆、簇蜺旌。甚鸾月流辉,凤云布彩,翠绕蓬瀛。舞衣怯环珮冷,问梨园、几度沸歌声。梦里芝田八骏,禁中花漏三更。  繁华一瞬化飞尘,辇路劫灰平。恨碧灭烟销,红凋露粉,寂寞秋城。兴亡事空陈迹,只青山、淡淡夕阳明。懒向沙鸥说得,柳风吹上旗亭。


词篇上下阕对比汴京城的今昔,昔时风云月露,莺歌燕舞,今日红凋碧谢,灰飞烟灭。两相比照之下,眼下的汴京城惨痛凄凉,弥漫着衰败肃杀的悲剧色彩。

也有杭州的今昔对比,尤以西湖更著。如张矩《摸鱼儿》(重过西湖):


又吴尘、暗斑吟袖,西湖深处能浣。晴云片片平波影,飞趁棹歌声远。回首唤。仿佛记、春风共载斜阳岸。轻携分短。怅柳密藏桥,烟浓断径,隔水语音换。  思量遍。前度高阳酒伴。离踪悲事何限。双峰塔露书空颖,情共暮鸦盘转。归兴懒。悄不似、留眠水国莲香畔。灯帘晕满。正蠹帙逢迎,沉煤半冷,风雨闭宵馆。


此词对比作者两次游览西湖的情景,前次的春风共度与后次的风雨闭馆形成对照,寄寓人事皆非的感慨。

而将汴京与杭州加以比照,更为常见。向子諲的词分为“江南新词”和“江北旧词”两部分,江北旧词沿袭传统词风,以儿女情长居多,江南新词则表现了家国之恨。如这首词:


紫禁烟花一万重。鳌山宫阙倚晴空。玉皇端拱彤云上,人物嬉游陆海中。  星转斗,驾回龙。五侯池馆醉春风。而今白发三千丈,愁对寒灯数点红。(《鹧鸪天》(有怀京师上元,与韩叔夏司谏、王夏卿侍郎、曹仲谷少卿同赋))


词作回忆汴京上元灯节火树银花、万民嬉游的热闹场景,与自己眼下衰老愁苦、独对寒灯的情形构成鲜明对比。亲身游历的似锦繁华随风而逝,曾经的万里江山化为记忆印痕,词人感情非常沉痛。又如李清照《永遇乐》: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词篇对比汴京与杭州的元夕。上阕写杭州元夕,酒朋诗侣邀约词人去观赏灯节,词人无心游赏,谢绝推托。下阕回忆少女时代在汴京城度过的元宵佳节。结篇又回到眼前,那“风鬟霜鬓”的憔悴嫠妇形象,与当年汴京元夕花枝招展、无忧无虑的幸福少女有云泥之别。这其中,既有词人个人遭际的不幸,更反映出国家命运的动荡变幻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山倾海覆般的大不幸。李清照、向子諲在杭忆汴,比照杭州与汴京今昔上元灯节,通过不同的都市节日映像,反映时代风涛的激荡翻覆和个人命运的天壤变化,感慨沉重。

 

城市是凝固的风景,也是流动的文化。作为特殊的文化记忆,宋代词人的两都叙事,有着观测视角的转移变化。既有内观视角,如在汴京看汴京,在杭州看杭州,是目击身历的体验,具有真实的再现性特征。也有外观视角,如从杭州看(回忆)汴京,从其他城市看(回忆)杭州等。记忆映像同真实映像比较起来,带有更显著的表现性特征,因为记忆映像的选择,本身就具有倾向性。视角的转移腾挪,不仅带来景色的变化,也融织着情感的不同况味。而由体验到眺望,由眺望到回忆,由写实到写意,由忆汴京到忆杭州,这种潜转暗移包含着气运的此消彼长。从北望不见,作为城市鲜活视像的汴京逐渐淡化,到北忆不见,作为文化记忆的精神家园逐渐消失,再到南望不见,南忆淡化,两都视像从现实到虚拟,证验着两宋的现实被虚化为记忆中的一段印痕、词史上的一些零碎的文字意象。宋词里的汴京和杭州,由浓墨重彩的抒写,到被淡化、虚化乃至遗忘,正记录了这两个游乐地的先后湮灭,两个精神家园先后丧失的历程。社稷宗庙被侵凌的城市不再是都城,悲怆的文化记忆被抚平被虚化后,人物的角色和身份也发生了改变。作为道具的城市名称未变,但活动舞台上的剧目发生了巨大变化,两个城市以及士子词客们,与时俱变,又将在新的剧目中扮演新的角色。


注:

[1]关于中国古代城市与文学的研究,目前多集中在小说领域,著作如葛永海的《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论文如刘勇强的《西湖小说:城市个性和小说场景》;宋莉华的《汴州与杭州:小说中的两宋双城记》;孙逊、刘方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等。杨万里的著作《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在宋词与城市研究方面有首开之功。本文的构思与写作颇受以上成果的启迪,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2][法]菲利普·潘什梅尔《法国》,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8页。

[3][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转引自孙逊、刘方的《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现代阐释》,收入《现代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252页。

[4]周宝珠分析了北宋定都开封的诸种因素,可参看,见其《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20页。

[5]杨万里《宋词与宋代城市生活》对此有较全面描述,可参看。

[6]《东京梦华录》卷二“酒楼”。

[7]《宋大诏令集》卷《十七十八夜张灯诏》。

[8]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上元放灯》。

[9]《王文公文集》卷32《风俗》。

[10]祝穆《方舆胜览》卷11引。

[1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观堂集林》卷十,《史林》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页。

[12]《宋史·地理志四》。

[13]《上吕仆射论浙西灾伤书》,《苏轼文集》卷四八,中华书局,1986年,第1402页。

[14]《清波杂志》卷三。

[15]陈正祥认为,“北宋统一王朝的毁灭是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从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并因此实现了“第三次汉文化中心的南迁”。见其《中国文化地理》,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5页。

[16]《游山后记》,《江湖长翁集》卷二十二。

[17]《梦粱录》卷一“八日祠山圣诞”。

[18]《武林旧事》卷三。

[19]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

[20]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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