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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汉语拼音,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费勇修心课2018-09-13 21:28:03


很多重大变革都在生活的细小层面展开。那些日常中细碎的变化与调整,往往裹挟着掀动社会的巨大能量。而一些习以为常的事物,回过头去看当年诞生的场景,也可能是惊涛拍岸。


因为一位老先生的去世,我们再次关注到一个每个人都再熟悉不过的教育“小程序”——汉语拼音。穿开裆裤的时候就要学“汉语拼音”,现在电脑打字的时候也要用到它,就是这样一种接触文化的必备工具,一种几乎所有人都熟悉的“bpmf”,诞生的历史不到六十年。它已经融到国人的生活与观念中,嵌入现代中国进程中。




著名文化人葛剑雄对周有光的纪念


吃水不忘挖井人,但就我自己而言,很遗憾,直到大学的时候才知道汉语拼音之父是周有光,才知道他原本是经济学家,后来才跨界研究语言学;才知道他是沈从文的二姐夫,他曾和爱因斯坦谈笑风生,和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做“饭友”;才知道“四朝元老”的开挂人生、温润人格与睿智生命;才知道硕果仅存的民国先生到时是怎样的风范,才有可能去回望一个并不遥远的时代。


2015年6月,远在美国的文化人张充和先生去世的时候,不免感叹著名的“张家四姐妹”家族余音细弱了,但还欣慰地想着至少她的二姐夫周有光先生还在。可现在,周先生走了,杨绛先生也走了,那个时代的人都走得干干净净了,只留下一片荒芜。


大师的人生总是充满传奇,就连逝世也要非同寻常。114日,老人再过完最后一个生日之后,于112岁的高龄安然离世。


周有光夫妇和沈从文夫妇


虽然一些专家对周有光“汉语拼音之父”的身份有所质疑,而且周本人对这一叫法也多次给予否定。但不管怎样,都无法漠视周老先生在现代汉语发展中的卓越贡献。


看似简单的汉语拼音方案,到底是怎样制定的呢?到底有哪些值得玩味的历史细节?周老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给予深情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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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后不久,我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业余参加倪海曙主持的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告诉我,毛主席在苏联访问时候,曾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主席回到北京,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研究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编者按:又是领袖一声令下)



  2   


1954年底,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领导。1955年2月,文改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有吴玉章(主任)、胡愈之(副主任)、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胡乔木、吕叔湘、魏建功。(编者按:都是文化界的大V来参与)



周有光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拒绝“汉语拼音之父”的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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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方案委员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和我三人起草一个初稿,作为开会讨论的基础。我们三人夜以继日拟成一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初稿”。初稿的主要特点是:1、完全用现成的拉丁字母;2、用几个双字母,但是尽量少用;3、标调用注音字母的调号,调号之外没有其他附加符号;4、“基欺希”由“格克赫”(g,k,h)变读。(编者按:每个字母都来得不容易啊)



  4  


1956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在听取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采用“j,q,x”代表“基欺希”,解决了两式的相持。这个统一的草案叫做“修正草案”,由国务院在1957年12月11日公布,让群众先知道,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批准。1958年2月11日得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经过三年的谨慎工作,《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编者按:汉语拼音方案诞生的逼格不是一般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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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在1958年1月10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说明,“《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英明政策,从而避免了无谓的争论。“拼音”不是“拼音文字”,它是汉字的助手,助手能做汉字不便做和不能做的一切工作。(编者按:周总理的殷切关怀延续至今)


 

  6  


从1950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时期到1955年8月31日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前,一共寄来655个“文字”方案。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拼音方案公布,又寄来1000多个“文字”方案。从1958年2月公布拼音方案到1980年,还寄来1667个“文字”方案。群众创制的“文字”方案共计有3300多个。这说明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字改革的深切关心,这是中国特有的爱国现象。(编者按:头脑风暴刮得真不小)


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的婚纱照


当事人周老先生对往事的回忆不可谓不细致,让人明白一个看似简单的汉语拼音方案的诞生真是一点儿都不简单、一点儿都不轻松。领袖指示,总理关照,大咖操刀,全国人大拍板,数千民众参与头脑风暴,这就是小小的汉语拼音诞生的过程。还要留意到,上世纪50年代恰恰是新政权初建、红色一元文化兴起、知识分子备受压制的特殊历史时期,真正有意义的文化创建乏善可陈,文化界的荒唐事频发,文化生态日趋恶化。汉语拼音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诞生的,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硕果仅存的文化成就,可谓高标一格。


我们现在使用汉语拼音轻松自如,把它的存在当做一种常识,忘了它的来处,其实,这是一代人、几代人乃至数十代人的心血结晶。但社会与生活中的有些事情可以忘,有些事情却不能忘记。百岁人瑞周有光先生的逝世,再次让人们关注到这位有趣、温润、和蔼、博学的老人,再次让世界留意到“汉语拼音方案”的伟大贡献。



1979年4月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召开的华沙会议上,周有光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国际标准。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月14日报道,“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1月14日在北京去世。他创立了罗马化的汉语拼音系统,这个系统在大约60年前一经推出就成为通行标准。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1月14日报道,周有光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该方案为中国儿童和外国人学习这门复杂语言提供了极大便利,也对于在电脑和手机上便捷地输入数以万计的汉字至关重要。


现在,汉语拼音在中国被视为无可取代的文化遗产,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但在汉语拼音诞生前,85%的中国人是文盲。拼音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识字率,减轻了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痛苦,并给盲人提供了用盲文阅读中文的途径。包括汉字简化和拼音化等在内的文字改革,加上一系列教育政策的出台,使如今的中国成为全世界会读写人口最多的国家。


1986年语言界学者聚会(左起:季羡林、吕叔湘、许国璋、周有光、马学良)


现在几乎无处不在的拼法都拜这套拼音系统所赐,比如Beijing取代了以前的Peking,Chongqing取代了Chungking,Mao Zedong取代了Mao Tse-tung,等等。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开始采用这套拼音系统,1986年联合国开始采用这套系统。


此外,周有光很可能想不到的是,拼音的发明还促使汉语迅速进入计算机键盘和手机。而汉语拼音的数字化,让人们充分享用便利的现代高科技电子设备。




“汉语拼音方案是一座现代化的文化桥梁。它一方面方便人民大众走向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对于汉语拼音之于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还是周老先生这两句简洁的语言概括得最准确。让大众走向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恰恰又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命题。


假如你现在还不甚明了汉语拼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极大便利,不妨再自问一句:假如没有汉语拼音,我们的生活会怎样。






[值班小编荐书]


周有光,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经历中国百年之变迁,是真正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在《周有光百岁口述》一书中,上篇为周有光的百岁口述,从常州青果巷开始,忆及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光华大学,结爱张允和,留学东洋,避战四川,游历欧美,后归国,任教复旦大学。下篇则试图从张允和生前留下的字里行间,找到一些对她的夫君百岁追忆的脚注。此外近百幅影像,再现了当年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之“合肥四姊妹”,这一个个家庭的生活和情感,折射中国社会的缩影。


全书没有什么艰难晦涩的大道理,只是一个百岁老人娓娓道来的一个一个故事,从这些故事大致可以窥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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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Leona

图片 | 来自堆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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