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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究竟怎样用一个个方块汉字,传导出拼音俄语字里行间的情怀与气场

财新文化2018-09-13 20:41:46

草婴(1923-2015)

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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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海陵

俄语文学究研者﹑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2015年10月24日,知名翻译家草婴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终年93岁。就在不久前,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召开文艺座谈时的讲话发布,指出“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其中俄罗斯文学的卓越象征有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人。而呕心沥血把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俄国作家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这位一辈子专攻文学翻译﹑现已与世长辞的草婴。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对俄罗斯文学怀有特殊的亲切感,除了两国人民对封建专制怀有共同的反抗心态之外,以草婴为代表的俄语翻译家的辛勤劳动也是重要原因。


搞翻译,为什么偏偏选中托尔斯泰与肖洛霍夫?草婴那一代甚至“战后婴儿潮一代”文学爱好者都知道,托尔斯泰是有名的“矛盾作家”,他的写作技巧高超,世界观却“反动”。创作长篇史诗《静静的顿河》的肖洛霍夫,则把一个在红军白军之间来回“站队”的动摇哥萨克当作主人公,并寄于深切同情。早在“文革”前,面对托尔斯泰与肖洛霍夫的才华,不少中国人只敢暗中拍掌欣赏,却无勇气公开仰慕。事实上,草婴也作好思想准备,他曾说过,真要是受到哪方面的问罪,他将申辩,“我只是照着原著﹑原文翻译,作品是好﹑是不好,你们自己去看,自己下结论”。


草婴无法将目光从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身上移开,这也是不争事实。俄国不止一位文学研究家从肖洛霍夫步入文坛时,就发现他才是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嫡传弟子”,尽管二人非同时代人。他们都拥有人道主义的深厚情怀,作品都笼罩着“心灵辩证法”的强大气场。其效果是,读者被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深深吸引,打开书并从任何一行读起,都能读得下去,且可读得津津有味。草婴的见识非常坚定:托尔斯泰与肖洛霍夫不仅是最有才华的文学家,也是最勇敢的思想家。这结论定会得到历史的证明,用不着太过担心。进步的俄罗斯文学与红色的苏联文学,曾经竟有这等麻烦与复杂,今天的读者难以想见。



草婴译《托尔斯泰全集》。


话说回来,肖洛霍夫也确实是苏联文坛的一个异数,一个谜。比如,这位拿尽最高文学奖(斯大林奖金﹑列宁奖金及诺贝尔奖金)的时代宠儿,1932年中断史诗《静静的顿河》的创作,赶写反映农业集体化的“急就章”——《新垦地》第一部。他在唱赞歌幌子下大胆而巧妙地揭露斯大林当局掠夺﹑迫害苏联农民的残忍﹑荒谬与可怕,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连各家鸡﹑鹅这样的“小牲口”也要集中管理,“过集体生活”。说是催缴公粮,结果连种籽也要搜刮。基层领导可以随便审讯﹑殴打﹑关押和冻饿反抗的村民,全无人权观念。当然,肖洛霍夫同时也描写阶级敌人即逃亡白匪的凶残,他们疑心及杀害与红色政权有疏离感﹑但又不肯跟他们走的“落后分子”,冷血之极。


近三十年后的1960年,《新垦地》第二部终于完成。肖洛霍夫书中写道,猖狂的阶级敌人终于被发现并受到惩罚,然而他们抢先动手,小说最重要的正面主人公达维多夫和拉古尔诺夫因为大意而枉送性命。此前,暗藏白匪“独眼龙”廖切夫斯基已杀害两名公安人员,而其中一人正是当年审讯时打瞎他一只眼的肃反工作者,“他让我失去一眼,我要他两眼闭上”。这是典型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事件,而作者提醒,这也是肃反人员不讲法治﹑践踏人性﹑自酿苦酒﹑连环套般命运的故事。可以说,上下两集的《新垦地》整个儿就是一部控诉斯大林主义“左祸”的血泪史,只是作者讲述得格外曲折﹑委婉﹑动人罢了﹐而中文译者草婴完全听懂了人道主义者﹑义愤者肖洛霍夫的伟大心声。



《新垦地》单行本。


草婴译著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以今天眼光看,这部作品的篇名似乎有些笨拙,无法吸引读者,但它却成就了一个“中国传奇”。1954年9月,《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发表于苏联大型文学期刊《旗》,被草婴及时发现并译成中文,很快又被爱看书的中国青年团总书记胡耀邦读到,号召中国的团员和青年向书中的女农艺师娜斯嘉学习。该译作在中国多个期刊上与读者见面,尔后更推出单行本﹐印数达三百多万。尼古拉耶娃推出的是苏联新时期“正面人物”,是刚出校门的农艺师﹑建设年代的改革者。娜斯嘉的精神特质是:绝不容忍平庸﹑混日子,尽管自己也向往平安﹑平静。由此,娜斯嘉成了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甚至遭到“巴不得让狼把她吞吃了才好”的恶毒诅咒。娜斯嘉无所畏惧,在官僚主义者﹑因循守旧者、既得利益者看来,这个弱不禁风﹑爱哭的小女生,竟比牙科医生的钻孔器还要可怕。读者数十年来看惯诸如夏伯阳、保尔·柯察金等一类文学人物,他们是叱咤风云的内战英雄,被斯大林定义为“用特殊材料锻造“的人。而农艺师娜斯嘉抱定“我不下地狱谁下”的信念,即使遭逢致命打击也面不改色。就这一点而言,娜斯嘉不比传统英雄逊色,更有所超越。


娜斯嘉只是一个文学形象,在中国却引发了颇见声势的读书运动,继而是更见声势的改革文学的登场。受娜斯嘉的感召,中国作家王蒙等推出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作品,刊登在国家队级别的期刊《人民文学》上。平心而论,王蒙等作家比尼古拉耶娃更有文学才情,对比娜斯嘉,中国笔下的男女主人公性格更加鲜明,思想更有深度,形象更贴近生活,与中国的现实血肉相连;而精神世界的共同点,即光芒万丈的改革价值观却有更多一致:都是清醒而纯洁的理想主义者,人民利益的勇敢捍卫者;始终不动摇地信仰社会主义,不是追求个性解放的自由派,更不是不同政见者;他们不屑拿党员称号来作利益交换;他们有的还不是党员,却已在用人格与生命来实践列宁的铿锵之言,“徒有其名的党员称号,就是白给也不要”。“文革”结束以来,中国文坛一再奏响改革主旋律,“乔厂长”﹑“新星书记李向南”等牵动人心,引发轰动,甚至酿成“寻找改革者”的社会波动。这些都是作者尼古拉耶娃和译者草婴都没想到的。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单行本。


在文学爱好者中间,草婴的翻译很早就建立了口碑。人们普遍好奇的是,他究竟怎样用一个个方块汉字,将拼音俄语字里行间的情怀与气场,传导至中国读者的心中?其实,也无什么奥秘。草婴首先是一个十分体谅同胞的文字工作者,这一点也是他仰慕的前辈鲁迅的自我要求。


和鲁迅一样,草婴有许多码字的原则。比如,在表述上打散欧化长句式,做到中国式口语化。其次,遣词用字尽可能明了﹑简洁和通顺。第三,要有洋味,不要洋腔。比如,草婴把流行多年﹑约定俗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改为《新垦地》。再有,他建议把西蒙诺夫的长篇《人生下来不是军人》,改为《军人不是天生的》,赢得同行纷纷叫好。另外,中国歇后语再生动有趣也不得借用,比如,“不管三七二十一”、“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曹操,曹操到”﹑“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等。第四,人名前后统一,如果对话中出现对谈者的父姓,那只是表示尊称,草婴一定会略去,而加上“尊敬的”定语,以免有的读者误以为是另一个主人公。第五,把一些转折词﹑语气词﹑虚词译得更精准,更切合上下文,或干脆删掉。比如,把“于是”改为“这样一来”;把“可能”改为“原来”。第六,善用“四字联句”。且看《新垦地》第一部的首句,无论俄语原著或英语译文都这样描述:一月底的顿河,冰雪刚刚开始融化,开裂的樱桃树皮释放出一股股微腐的淡淡香甜味,充满了果园。而草婴译文是,“一月底,冰雪初融,樱桃园清香四溢”。就这么短短一句,其中“冰雪初融”﹑“清香四溢”都不是成语,但读来琅琅上口,给人印象深刻。


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表示,为寻找合适的字眼﹑词汇,须费尽心思,“好比使用数吨矿石,只为提取一克镭”。在这方面,草婴经历了同样的辛苦。比如,处理托尔斯泰长篇《复活》时,译到女主人公玛丝洛娃被东家赶走,去一家职业介绍所找工作。草婴对“职业介绍所”的叫法感到不妥,但绞尽脑汁也找不到合适的对应。经过长时间的回忆﹑询问和打听,草婴终于发现了中国南方的“荐头行”一说,不由兴高彩烈。再比如,草婴翻译托尔斯泰中篇《霍斯托密尔》,译到外出觅食的母狼回巢穴来喂小狼,把吞下肚的马肉再取出来,这取的动作究竟是“吐”?是“呕”?是“抖”?是“甩”?草婴用的是经过千挑万选的“咳”字。这个“咳”字可说是惟一的,既咳出活灵活现的狼性,也咳出至死方休的母性。



草婴肖像。


谁能说翻译家只是文学﹑文字的搬运工,拼的是体力﹑蛮力或耐力?草婴自走上文学翻译之路以来,就抱定认真做事﹑惜时如金的信念:“咬定山根不放松”,一辈子只做一两件事。他的行动是,每天要求自己译完﹑译好一千字。没错,千字译文的工作量绝不困难,一天译万字的翻译工作者也不知凡几,可是没有休息天﹑没有节假日﹑每天保证完成有质有量的“千字活计”,就让大多数同行笑不出来了。这是怎样的一种毅力与恒心!


就这样,作为文学锻冶坊的工匠,在叮叮当当的文字锤打声中,翻译家草婴最终捧出总计六百多万字的精致译文,其中有《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十二卷﹑《肖洛霍夫全集》中的四卷及莱蒙托夫中篇《当代英雄》等。这是一种坚实的存在。在一些外国文学研讨会上,成群接队的与会者都在寻找草婴本人。这是感激之情﹑好奇心的巨大驱使:定要见见《高加索故事》《新垦地》《一个人的遭遇》等名著译者的风采。中国学人钱锺书曾说,吃过鸡蛋,又何必再见母鸡的面?但是,人性﹑人心做不到“不见”。


回望草婴的治学及翻译之路,他对俄罗斯文学的钟情及孜孜不倦,也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反照。因为那时的苏联同情被日本侵略的中国。草婴出生于1923年,浙江宁波人,原名盛峻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家人避难上海。青少年时他就目睹了法西斯铁蹄践踏上海的惨状,巿民为了进入日本租借地虹口,必须脱帽向日本兵行礼。草婴想出了不戴帽的“权宜之计”,虽然达到进入虹口买字典的目的,但心中的屈辱久久难消。


草婴憎恨﹑厌恶的是军国主义,是法西斯行径,但他对日本平民仍然友好,并感佩他们的勤劳与认真。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俄苏文学专家木村浩到访中国,他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翻译家,译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名作。有趣的是,木村浩与草婴见面,一个不懂中文,一个不识日文,但双方都熟练掌握的俄语令他们相谈甚欢。同行聚首,“不是比也是比”(茹志娟语)。回国后,木村浩遇到中国留学生提及草婴的成就,连声说“厉害啊,厉害啊”。他为之惊叹的是,草婴凭借一个人的力量,译出了托尔斯泰全部小说。这件事,世上无人可比。


而今,世上再无草婴,俄罗斯文学知音成绝响。


精简版刊于《财新周刊》2015年第42期,原题为《俄罗斯文学知音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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