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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洛地区在中国姓氏史上的重要地位

河南姓氏文化2018-06-13 03:08:25

“嵩洛”是早已形成的概念,最初专指洛阳,如,《魏书·肃宗纪》曰:“高祖孝文皇帝,远遵盘庚,将迁嵩洛。”后指嵩山、洛阳周边地区,如,《宋史·沈伦传》载:“少习三礼于嵩洛间,以讲学自给。”明李东阳《京都十景诗序》亦曰:“盖古之称名都者有三:若长安之河华,东京之嵩洛,金陵之钟山、大江,皆有所据以为胜。”[1]本文探讨的嵩洛地区,是指洛阳市区以东,郑州市区以西,黄河以南,外方山脉以北之间的地区,包括洛阳市区、郑州市区以及偃师市、巩义市、荥阳市、登封市、新郑市、新密市等地。这一地区是人类最早活动的地区,也是最早建都的地区,是中国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在中国姓氏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中国姓氏滥觞于嵩洛地区

中国姓氏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姓”字的:“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说明“姓”最初产生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

上古原始社会之初,人们处于乱婚、群婚的无序状态,当时“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由于血缘相同或相近,所生子嗣不健康,不利于人类的繁殖和种族的兴旺。到伏羲时代,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严重危害,便制定出一套“正姓氏,通媒妁”的嫁娶礼仪制度,用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婚姻嫁娶。宋代罗泌《路史》有这样的记载:“(伏羲)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万民之俪。俪皮荐之以严其礼,示合姓之难,拼人情之不渎。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也说:“(伏羲)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伏羲制定的是一种禁止血亲氏族内部通婚的族外群婚原始婚嫁制度。而要想实行族外婚,就必须明确族群,而“正姓氏”是区别血亲的重要手段,从此,作为各氏族部落识别符号的图腾徽记,开始以“姓氏”的称谓确定下来,中国人原始的姓氏由此萌芽。

嵩洛地区与伏羲的都城陈地(今河南淮阳)相邻,是伏羲部落的重要活动地区。河洛交汇处有伏羲台,传说伏羲在这里日夜观察黄河洛水的包孕推衍,融合涵化,从而构演八卦。另外,还传说伏羲氏(宓羲)的女儿宓妃,因溺死洛水,而成为洛水女神,三国时期魏国的曹植作有著名的《洛神赋》,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绘有传世名画《洛神赋图》。可见,嵩洛地区是中国姓氏的最早发源地。

氏的出现较晚,大约出现于从炎、黄二帝时期开始的父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时期,财产私有现象出现,部族联盟首领(天子)有裂土分财之权,其支族子孙可以继承和世袭财产,氏便由姓的母体中分出,另立门户,形成新的家族族号,《左传·隐公八年》说“胙之土而命之氏”,即天子赐给有德之人土地并根据封地命氏。在中国姓氏发展史上,黄帝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大儒方孝孺就说:“四海之广,百氏之众,其初不过出于数十姓也。数十姓之初,不过出于数人也,数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尧舜三王之后,而皆始于黄帝。”[2]《国语·晋语四》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纪、滕、箴、任、苟、僖、姞、儇、衣是也。”这“二十五宗”,是25个氏族,“十二姓”即12个胞族,说明黄帝族是一个巨大的部落联盟。这十二个姓氏又衍生出来众多姓氏,根据司马迁《史记》,不同时代居于中原地区统治地位的部族,如颛顼、帝喾、尧、舜,以及夏、商、周的最高统治集团等,都是黄帝的后裔。这些部族,接连居于统治地位,历时久,势力大,占据的地盘广,所以人丁极其兴旺,又衍生出许许多多姓氏,秦嘉谟辑本《世本·氏姓篇》收录黄帝之子12姓派生出的姓氏有510个,其中出自黄帝嫡系的姬姓,势力最为强大,衍生出来的姓氏就有432个;己姓分衍出10个属地,13个姓氏。新郑是黄帝出生、创业、建都的地方,因此,嵩洛地区无疑是中国姓氏的重要发源地。

二、姓氏制度发源于嵩洛地区

尽管姓氏起源较早,但早期的姓氏,像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屯氏、皞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东扈氏、帝鸿氏、神农氏、共工氏、容成氏、轩辕氏、高阳氏、金天氏、高新氏、陶唐氏、有虞氏等等,都是作为氏族部落对外的一个徽记,表示的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部落首领的名称,所起的仅仅是加强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对于氏族内部的每个成员来说,姓氏是没有意义的。

姓氏制度的出现是从国家出现开始的。史学界一般认为夏代以前仍属部落联盟时代,我国的历史发展到夏代才开始国家出现,因此,中国姓氏制度应该是从夏代开始的。春秋时代成书的《国语·周语》,在记述到周灵王太子晋的言论时说,大禹治水安民有功,于是“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同时,四岳因为辅佐大禹有功,皇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太子晋还进一步论述说:“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3]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建立了功德的部落首领,才能受到上帝的嘉赏,拥有侯伯以上的爵位,统治一定的区域,并享有“姓”和“氏”的荣誉。子孙如果丧失了贵族的地位和权力,就亡其氏姓,被夷灭或沦为奴隶,祖先也就绝后无主,不能享受祭祀。可见,此时只有氏族贵族或奴隶主贵族才有获得与使用姓氏的权利。

到了夏代,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个部落或部落联盟中的许多氏族在斗争中,有的取得胜利,成为贵族,其他大多数氏族在斗争中失败,沦为奴隶。胜利的贵族占有一定的土地,拥有一定的权利,同时也获得了“受姓”的荣誉。除姒、姜二姓以外,夏代出现的姓氏还有祝融八姓,据《国语·郑语》记载,祝融之后裂变为八个氏族,即己、董、彭、秃、妘、曹、斟、羋八姓;《国语·鲁语》记孔子之言,谓夏禹时有诸侯防风氏为“漆”姓;《国语·晋语》“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韦昭做注说:“有施,喜姓之国。”上述这些姓氏大约都是在夏代出现的。

夏代开始出现分封制度,夏王朝就是一个由众多同姓或异姓方国组成的奴隶制国家,这些方国后裔以国为氏形成新的姓氏。其中夏后氏同姓侯伯有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等。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夏王朝还分封了一些承认夏王朝共主地位,或接受夏王朝封号的异姓方国。如己姓昆吾氏、顾氏、苏氏、温氏、董氏;彭姓彭祖氏(即大彭氏)、豕韦氏、诸稽氏;董姓鬷夷氏、豢龙氏;赢姓的葛氏、费氏、黄氏、江氏、廉氏、谭氏;姜姓的吕氏、申氏、许氏;偃姓的英氏、六氏、舒氏,此外还有涂山氏、有仍氏、伯盟氏、防风氏、有施氏等等。

夏朝都城虽屡有迁徙,但大多数都在靠近中岳嵩山的地区,夏禹建都阳城,在今登封告成镇,后迁阳翟,即今禹州;禹之子启的都成也在阳翟;太康初居阳翟,后迁斟鄩,即今偃师二里头村;其后中康、相也都以斟鄩为都城;羿、寒浞都穷石,即今洛阳南;桀都斟鄩。司马迁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史记·封禅书》)。在河南偃师发现的二里头遗址,经碳14测定,其年代分布约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一说前1730年~前1520年),相当于夏代,众多考古学家认为,就是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在巩义市西南发现的稍柴遗址,经过考古专家的研究,其前期文化层属于夏代早期文化,后期文化层属于夏代中晚期文化层。偃师二里头和巩义稍柴两夏代遗址地近嵩山的“伊汭”之地,与“有夏之居”的记载相契合。

嵩洛地区是夏后氏王族统治的中心,也是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姓氏制度在这一地区发源,而且有众多姓氏在这一地区形成。由夏朝所封的同姓侯伯,作为夏王族控制全国所依靠的核心力量,为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并在与异姓篡权者的斗争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这些同姓国大都被分封在夏王朝都城附近地区,其中斟鄩氏最早被封在今河南巩义市境内;费氏被封在今河南偃师市缑氏一代。这些方国后裔或以国为氏,或以邑为氏,产生出众多姓氏,据何光岳先生《中华姓氏源流史》统计,仅夏公族后裔衍生出来的姓氏就有一百七十多个。

三、姓氏制度发展于嵩洛地区

商朝的姓氏制度与夏朝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从文献记载和甲骨卜辞中记载的殷商的众多氏族和方国情况看,商朝氏族的力量较夏朝有所加强。《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史籍说汤时有诸侯“三千”。《史记·殷本纪》记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崆峒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周初分封给鲁公的“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还有分封给康叔的“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铸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在甲骨文里提到的就更多了,丁山先生曾就甲骨刻辞、卜辞所载氏族统计出二百多个氏族,所以,他说,“殷商后半期的国家组织,确以氏族为基础”[4]

除了文献有关商代族氏记载外,甲骨卜辞中还出现了“王族”、“子族”、“多子族”等名称以及“三族”、“五族”等词汇,这些称谓实际上是商代分宗立族、命氏赐号姓氏制度是反映。族是商代的基本社会组织,王族是由在位商王与其亲子家庭为骨干,联合其他同姓近亲组成的族氏,子族是部分未继王位的王子从王族中分化出来的族氏,“王族和子族是两个独立的宗族组织,而有共同的血缘基础,属于同一姓族的两个宗族等级。子族是从王族中分立出去的,二者的关系相当于《左传》定公四年所说的‘宗氏’和‘分族’,王族是子族的‘宗氏’,子族是王族的‘分族’。‘族’等某族和三族、五族等是商王国内的百执事之族,其地位在子族之下,指臣事于商王之族,称为臣族,或为官族。其中有的是商王的同姓宗族,有的则是异姓宗族。无论是王族、子族还是官族,都是宗族群体,包括其所有的宗族成员。”[5]这些“子”“族”一般都会安排在殷商王室直接治理的王畿之内,他们拥有世袭的封邑,具有封爵、氏号,享有政治、经济上的各种权利,是维护商王朝统治的重要力量。

商朝是由商王室直接控制的中央王朝机构、王畿以及许多大大小小的同姓或异姓的侯伯方国组成的。《尚书·酒诰》记周公告康叔语,言及商王朝的政体:“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所谓的“内服”“外服”是以商王的直接统治区域,也即王畿来划分的,内服就是在商王直接统治区中央政权和王畿之内,协助商王治理王室及王畿事务的官。外服,即分封诸侯国与方国,主要分布在王畿周围地区,其主要义务是为王室戍边、随商王出征、向王室纳贡等。

与夏代相比,商代姓氏制度又了新的发展,除以国为氏外,还出现了以职业命氏的新的得姓方式。上面所提到的“殷民六族”中,索氏是以制造绳索而著名的氏族,长勺氏、尾勺氏是以制造酒器而著名的氏族,“殷民七族”中,陶氏是以制陶著名的氏族,施氏是以制作旌旗著名的氏族,繁氏是以制造马缨著名的氏族,铸氏是以制造釜著名的氏族,樊氏是以建造篱笆著名的氏族,终葵氏是以制造锥著名的氏族。

而且,到了商代晚期,随着氏族的不断壮大,开始出现新的氏族分支。商末青铜器的族徽铭文,常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名号,而且不同器物上的组合形式也不同。朱凤瀚先生通过对铭有与“戈”组成的氏族名称的青铜器研究后发现:记明出土地点者共44件,其中年代属殷代的器物较集中地出土于安阳,及其邻近地(如河北藁城)共30件,占全部44件的68%。[6]反映出商代晚期的戈氏已经产生了许多分支,与“戈”组成复合氏名徽号者就是“戈”氏分支氏族的族徽。由此可见,氏族封建制在商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商代是中国姓氏制度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从文献和考古发掘来看,商人主要要活动中心在今河南境内,其都城也多在河南境内。商汤灭夏之后,为统治九州,在夏都斟鄩附近另建新都,称西亳,其地在《禹贡》九州中豫州的河、洛之间,即今洛阳偃师城西二十里。商汤之后的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康、小甲、雍己、太戊诸王均以此为都城,直到仲丁时,才把国都迁到“隞”地。后来,盘庚又从殷地“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此后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皆都于西亳。除西亳外,商朝在河南的都城还有隞、相、殷等。隞又作嚣,仲丁都此,“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其地在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一说郑州即商城遗址;河亶甲都相,其地在今河南内黄东南,“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盘庚都殷,“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殷墟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而且考古发现的所有四座商代都邑遗址,即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都在河南境内,除安阳殷墟外,其他三座城邑都坐落在嵩洛地区,这一地区无疑是姓氏制度重要发展阶段的发生地。

四、姓氏制度成熟于嵩洛地区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代的姓氏制度也是在商代姓氏制度继承上的发展和创新,其中西周初年的封邦建国、“胙土命氏”的礼仪制度,使得姓氏数量大增,对姓氏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武王灭商以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史记·周本纪》),又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史记·殷本纪》),不过,这些分封不过是殷商旧制的延续而已,西周分封制度的真正实施,是在周公东征平定东方诸国且营建成周之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公在平定了管叔、蔡叔叛乱之后,深感维护周王朝安全的重要性,因而实行把亲属子弟分封到各地去作周王朝的屏藩的政策。

周代究竟封了多少诸侯国,有多种说法,《吕氏春秋·观世》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荀子·儒效》谓“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称“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史记》云“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在这些封国中,以周王室的宗亲为主,其中文王子辈封国有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武王子辈封国有邘、晋、应、韩;周公子孙封国有凡、蒋、邢、茅、胙、祭;其他姬姓封国还有芮、息、随、贾、沈、密、郑、虢、滑、樊等。这些封国多在今关中地区和黄河中下游经济最发达地区,是周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

为了镇抚异族,稳定统治大局,在分封姬姓封国同时,西周还对有功大臣及臣服的与国进行分封,如姜姓的齐、吕、申、许、向、厉、莱;妫姓的陈;嬴姓的秦、江、黄、葛、莒、梁、纪;偃姓的蓼、轸、舒;姒姓的鄫;子姓的宋;曹姓的邾、邹;风姓的任、宿、须句;曼姓的邓;羋姓的楚;祁姓的杜,等等。

西周分封制是从天子往下的层层分封,周王作为天下共主,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诸侯;诸侯作为一国之君,再把自己受封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礼记·祭法》)。郑玄注曰:“建国,封诸侯也。置都立邑,为卿大夫之采地及赐士有功者之地”。“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通过层层分封,在王畿及诸侯国内,分布着众多的公卿大夫采邑。

周王朝在实施分封制度的同时,还配合赐姓命氏制度来控制和利用诸侯和卿士。《左传·隐公八年》众仲所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对西周姓氏制度做了最好的诠释。

“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就是周王对其所分封诸侯的姓加以赐命。由于周王同姓诸侯都姓姬,实际上就是对异姓诸侯原有姓的重新申命。所以,清代学者段玉裁说:“按人各有所由生之姓,其后氏别既久而姓几湮,有德者出,则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7]所封异姓诸侯为异姓中的有德之人,分封土地的同时又赐其姓先人之姓,即所谓的“正姓”。胡公满赐姓为妫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立有德以为诸侯,因其所由生以赐姓,谓舜由妫汭,故陈为妫姓,报之以土,而命氏曰陈。”(《左传》杜预注)周武王建立西周王朝以后,寻找有德之人为藩卫王室的诸侯,并据其出生时的情况而赐其姓。虞舜后裔“陈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因舜生于妫汭,让他继续使用舜的妫姓。通过赐姓的方式,不仅是对其异姓贵族身份的确认,也是对其德行功德的认可,从而起到凝聚异族人心的作用。

“胙之土而命之氏”就是领有封国、封邑的诸侯、卿大夫被赐予新的氏族名称。从上引《左传·隐公八年》众仲语可知,周代受氏主要有四种途径:

一是以国为氏。以国名作为氏号是周初最为普遍得氏方式。周人在伐灭商国以后,曾经大规模的分封诸侯,武王、周公、成王、康王之世均有封建之举,获得封国的诸侯以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产生了众多姓氏。如姬姓的鲁国、卫国、晋国、郑国等国国君分别以国为氏,就有了鲁氏、卫氏、晋氏、郑氏等;姜姓的齐国、姒姓的杞国、子姓的宋国等国国君以国为氏就有了齐氏、杞氏、宋氏等。

二是以字为氏。“诸侯以字为氏,因以为族”,一般是指以祖父的字作为姓氏,即孔颖达《左传正义》所言“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如郑穆公的儿子公子騑,字子驷,公子騑的孙子以祖父的字作为姓氏,就有了驷氏;齐惠公的儿子公子坚,字子栾,公子坚的孙子以祖父的字作为姓氏,便称为栾氏。也有以父亲的字为氏的,如郑穆公的儿子公子发,字子国,公子发的儿子公子侨,字子产,以父字为氏,故又称国侨。

三是以官为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是指世代承居某官职且有功绩的贵族,其后代分立支族时,可以该官职为氏,如晋有中行之官,因有中行氏;郑有尉官,因有尉氏;卫有褚师之官,因有褚师氏,其他如司马氏、司徒氏、司空氏、司寇氏、太史氏、太祝氏、卜氏、师氏等等。

四是以邑为氏。“邑亦如之”,就是以分封的邑名作为姓氏。西周时代的采邑很少,且主要集中在王畿地区,以邑为氏者也主要是周王朝的公卿大夫和王室懿亲,如周氏、召氏、祭氏、原氏等等。随着人口繁衍,诸侯国内的封邑越来越多,以邑为氏者也越来越多,清代学者洪亮吉曾指出晋国卿大夫多以采邑为氏的特点,“大率晋大夫,皆以采地为氏。除赵、韩、魏之外,如吕、郤、荀、栾、胥、彘、狐、辅、虢、范、祁、邢、屏、楼、杨、邬、贾、杜、阳、臼、随、苗、温、冀、知、阎、瑕、畴、铜鞮、邯郸等并是。”[8]

除上述四种得姓方式外,周代还有以居地为氏者,如东门、南郭、北宫等;有以谥号命氏者,如楚国的昭、庄、景等氏,宋国的戴、桓、武、穆等氏;有以爵位为氏者,如王叔、公父、公叔等氏。

总之,到周代时,得姓受氏体系越来越规范,得姓受氏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得姓受氏的人群越来越广泛,中国姓氏制度已渐趋成熟,奠定了中国姓氏制度的基础。

中国姓氏制度的成熟与嵩洛地区密不可分。首先表现在最完善的姓氏制度在这里诞生。位于嵩洛地区的洛阳在西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是建都的好地方。周武王在西周初年就考虑在今洛阳一带营建洛邑,可惜在灭商后不久,就去世了。周公在东征平定“三监”叛乱之后,为完成武王营建东都的遗愿,更为重要的是巩固西周政权,达到“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的目的,即着手在洛邑营建东都成周。经过精心组织,洛邑城很快便建成了。东都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建议成王把国都迁到洛邑(今洛阳),并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颁布各种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谓“制礼作乐”,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崭新局面。周公在洛阳推行的以宗法和分封为大纲的政治制度,逐步确立起了新的家国一体的政治形态,也为中国姓氏制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其次,诞生在嵩洛地区的姓氏不仅数量大,而且得姓受氏方式多种多样。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中,管(今郑州管城区)、毛(今宜阳县境内)、祭(今郑州市祭城镇一带)、东虢(今荥阳市一带)等国封地就在嵩洛地区,这些封国后裔以国为氏,分别有管、毛、祭、郭等姓氏。周代封于此地区的姬姓封国还有郑、韩(故城均在今新郑市的郑韩故城)、冯(故城在今荥阳市广武镇冯沟村附近)、颍(都今登封市颍阳镇颍阳村附近)、密(故城在今新密市的大隗镇)等,他们的后裔以国为氏,则有郑、韩、冯、颍、密氏。此外,商代末年,被周武王灭掉的苑(都今新郑市龙王乡古城村附近)、崇(今河南嵩县、登封一带)、索(故城在今荥阳市老城区一带)、京(故城在今荥阳市东南的京襄城村)等子姓国,其后以国为氏,分别有苑、崇、索、京氏。西周末年,郑国东迁后灭掉的郐(故城在今新密市曲梁镇古城寨村)、弊(都今郑州市东郊圃田西)、舟(都今新郑市境)、依(都今郑州市西北郊)、补(故城在今新密市牛店镇谭村湾的补子庙附近)、华(故城在今新郑市郭店镇华阳寨村附近)、曼(都今荥阳汜水镇南)、棐(都今新郑市龙王乡境)等商代古国,其后以国为氏,有郐、弊、舟、依、补、华、曼、棐等氏。

王畿之内的卿士封邑更多,唐代历史学家李百药曾说:“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俱为采地。”(《旧唐书·李百药传》)今嵩洛之间有成(今洛阳市附近)、刘(今偃师境内)、尹(今宜阳县西)、巩(故城在今巩义市孝义镇康店村)等封邑,领有这些封邑的卿士之后以邑为氏有成、刘、尹、巩等姓氏。诸侯国内以邑为氏的也有很多,如郑国境内诞生的就有共、共叔、京、京城、具封、鯈、梧、徐吾、堵等氏。

得姓于嵩洛地区的以字为氏者更多,仅郑国公族以字为氏的有伯有、都、丰、国、罕、蟜、孔、良、如、石、驷、轩、印、游(逰)、羽、子丰、子革、子公、子国、子罕、子华、子家、子孔、子宽、子南、子旗、子人、子如、子师、子驷、子晳、子轩、子游、子羽等氏。郑国公族中以名为氏者也有卑、裨、参、虿、歂、段、公父、浑、颉、髡、兰、眅、諀、侨、去疾、去、然、繻、司、煕、泄氏(洩氏)、渝、俞、语、谕、喻、子然等氏。

洛阳作为周朝东都,以官为氏者中得姓于周王朝的司马、司徒、司空、司寇、太史、太祝、卜、师等姓氏,当诞生在这一地区。此外,各诸侯国中以官为氏者还有不少,如郑国有褚师氏、马师氏、尉氏、蔚氏、行人氏等。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姓氏的萌芽、产生、发展、普及、定型都与这一地区关系密切。姓氏肇始时期,这里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姓氏发展时期,这里是夏、商两代的国都所在地;姓氏普及时期,这里是周王朝畿内之地,众多诸侯的分封之地,在周朝的地位举足轻重,这种独特的地位决定了嵩洛地区在中国姓氏史上的重要地位。



[1](明)李东阳撰,周寅宾,钱振民校点:李东阳集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91页。

[2](明)方孝儒著;徐光大点校:方孝儒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3]左丘明著:国语,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9页。

[4]丁山著: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2页。

[5]田昌五、臧知非著: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6]朱凤瀚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页。

[7](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12页。

[8](清)洪亮吉撰: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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