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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

意轩书屋2018-05-15 20:54:49

“前 注”   

       季羡林先生在另外一篇文章《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这样写到: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光亮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曾写了一篇短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季先生的这篇文章见“书屋”公众号昨日的图文,供大家参阅。)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过去, 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我们曾一度把他完全抹煞,把他说得一文不值,反动透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看问题比较实事求是了。因此对胡适的评价也有了 一些改变。但是,最近我在一份报刊上一篇文章中读到( 胡适 )“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好像他是一个铁杆国民党员、蒋介石的崇拜者。根据我的了解,好像事情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因此禁不住要说几句话。  

      胡 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事实,是谁也否认不掉的。但是,他是不是就是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 员,他对国民党并非一味地顺从。他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着独立性。对国民党 也不例外。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 新月 》上发表的文章:《 知难行亦不易 》,是针对孙中山先生的著名学说“知难行易”的。我在这里不想讨论“知难行易”的哲学奥义,也不想涉及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这样主张的政治目的。我只想 说,胡适敢于对国民党的“国父”的重要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蒋介石从来也没有听过“国父”的话,他打出孙中山先生的牌子,其目的只在于欺骗群 众。但是,有谁胆敢碰这块牌子,那是断断不能容许的。于是,文章一出,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党棍一下子炸开了锅,认为胡适简直是大不敬,竟敢在太岁头上动 土,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这群走狗一拥而上。但是,胡适却一笑置之,这一场风波不久也就平息下去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胡适等新月派的人物曾一 度宣扬“好人zheng府”,他们大声疾呼,一时甚嚣尘上。这立刻又引起了一场喧闹。有人说,他们这种主张等于不说,难道还有什么人主张坏人zheng府吗?但是,我个人 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面提倡好人zheng府,其中隐含着国民党zheng府不是好人zheng府的意思。国民党之所以暴跳如雷,其原因就在这里。  这样的小例子还可 以举出一些来,但是,这两个也就够了。它充分说明,胡适有时候会同国民党闹一点小别扭的。个别“诛心”的君子义正辞严地昭告天下说,胡适这样做是为了向国 民党讨价还价。我没有研究过“特种”心理学,对此不敢赞一辞,这里且不去说它。至于这种小别扭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也不在我研究的范围之内,也不去说它了。 我个人觉得,这起码表明胡适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忠顺奴才。  

      但是,解放以后,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创造了一个新术语,叫做“小骂大帮忙”。胡适 同国民党闹点小别扭就归入这个范畴。什么叫“小骂大帮忙”呢?理论家们说,胡适同国民党蒋介石闹点小别扭,对他们说点比较难听的话,这就叫做“小骂”。通 过这样的“小骂”,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这种保护色是有欺骗性的,是用来迷惑人民的。到了关键时刻,他又出来为国民党讲话。于是人民都相信了他的话,天 下翕然从之,国民党就“万寿无疆”了。这样的“理论”未免低估了中国老百姓的觉悟水平。难道我们的老百姓真正这样糊涂、这样低能吗?国民党反动派最后垮台 的历史,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把胡适说得似乎比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以及其他助纣为虐的忠实走狗还要危险,还要可恶,也 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最近常常想到,解放以后,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了辩证法,对于这一件事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的。但是,正如西方 一句俗语所说的那样:一切闪光的不都是金子。有人把辩证法弄成了诡辩术,老百姓称之为“变戏法”。辩证法稍一过头,就成了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教条主义, 就成了真正的变戏法。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封建时代赃官比清官要好。清官能延长封建统治的寿命,而赃官则能促其衰亡。周兴、来俊臣一变而为座上宾,包 拯、海瑞则成了阶下囚。当年我自己也曾大声疾呼宣扬这种荒谬绝伦的谬论,以为这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为了自己这种进步,这种“顿悟”,而心中沾沾自喜。一回 想到这一点,我脸上就不禁发烧。我觉得,持“小骂大帮忙”论者的荒谬程度,与此不相上下。 

        上面讲的对胡适的看法,都比较抽象。我现在从回忆 中举两个具体的例子。我于1946年回国后来北大工作,胡适是校长,我是系主任,在一起开会,见面讨论工作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俩都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 什么委员,又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更增加了见面的机会。同时,印度尼赫鲁zheng府派来了一位访问教授师觉月博士和六七位印度留学生。胡适很关心这一批印度 客人,经常要见见他们,到他们的住处去看望,还请他们吃饭。他把照顾印度朋友的任务交给了我。所有这一切都给了我更多的机会,来观察、了解胡适这样一个当 时在学术界和政界都红得发紫的大人物。我写的一些文章也拿给他看,他总是连夜看完,提出评价。他这个人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 这一点就是拿到今天来也是颇为难能可贵的。今天我们个别领导干部那种目中无人、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气势我们见到的还少吗?

       根据我几年的观察,胡适是一个极 为矛盾的人物。要说他没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实。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一谈到他有兴趣的学术问题,比如说《 水经注 》、《 红楼梦 》、神会和尚等等,他便眉飞色*舞,忘掉了一切,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 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连我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也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可胡适似乎 并不这样想。当时他在北平的时候不多,经常乘飞机来往于北平南京之间,仆仆风尘,极为劳累,他却似乎乐此不疲。我看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这就是他留 给我的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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