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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仲礼 : 大学是坚守社会良知的阵地

科苑学子2018-06-13 03:14:16

丁仲礼
大学是坚守社会良知的阵地
43岁担任所长,48岁当选院士,他是将黄土这本大书读得最好的几个人之一。他的科研成果被编进欧美教科书;他填词赋诗信手拈来,文章讲稿文采斐然;谁曾想到理工科出身的他年轻时竟还当过语文教师、杂志编辑?哥本哈根峰会上代表国家发声,他为何如此坚定的谴责发达国家的提案?自然科学家的严谨犀利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温柔敦厚,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气质,却与他“吴侬软语”的浙江口音一样,在他身上完美融合——他就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校长丁仲礼院士。
与师生们一起开辟国科大新纪元的丁仲礼校长 ,如何成长为一位令人尊敬的科学家?在他心中,“大学”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国科大本科生通过与校长面对面的交流,让读者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位杰出且个性鲜明的科学家。


2015年8月22日,凤凰卫视,问答神州。
主持人吴小莉:“您觉得,大学之所以被称之为大学,大学应该是什么?”
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从中国传统乃至世界传统上讲,好的大学应该是坚守社会良知的一个阵地。”
出任国科大校长后,丁仲礼更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其实在几年之前,他作为哥本哈根会议中国代表团科技顾问在国际上发声时,就已经开始走入公众的视线。看过丁仲礼访谈的人都会对他从不含糊其辞、慎重而坦率地亮明自身观点的风格印象深刻。有网友感慨:“丁老给人一种阳光照耀的感觉,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科学家!”而作为大学校长,他写给学生的信中口吻却似慈父殷殷嘱托,让人备感细腻温暖;他在开学日赠与学生的诗词含蓄恢宏,使人精神为之振奋。
自然科学家的严谨犀利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温柔敦厚,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气质,却像丁仲礼冷静、深邃、饱含热忱的目光与“吴侬软语”的浙江口音一样,在他的身上完美融合。

国科大首届本科生接受吴小莉采访     杨天鹏/ 摄

文化诗人:祖父和乡土孕育的情怀

2014年8月,国科大首届本科生开学典礼上,丁仲礼一阕《贺新郎》惊艳全场。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今天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学家丁仲礼,曾经是乡村中学里的一名语文老师。

1957年,丁仲礼出生在浙江绍兴嵊州的一个小村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种地出身”。小时候,父母在外工作,丁仲礼跟随祖父、祖母生活。祖父不识字,却在待人接物中时时给予他一种熏陶。他会很严肃地教年幼的丁仲礼如何称呼长辈,叔叔、伯伯、姑姑、爷爷、太公,“(爷爷)讲得很清楚,见到谁应该怎么叫,不能忘。”

而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每当有乞丐上门讨饭,无论家中多么困难,祖父总是多多少少会给人家一口饭,哪怕是一块年糕、一个小的粽子。“人家来门口要饭,爷爷不会让人家空手走。他觉得这是一种做人的良心”,丁仲礼说。而他认为这就是一种文化,我们所讲的人文素养,首先应该在这些方面体现出来。

作为校长,丁仲礼对人文的理解比一般人更加深入和广泛,他认为:“人文是文化培养了人的过程。”想要把学生培养成一个有文化的君子不是开几堂文学课、艺术课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形成一种风气。学生身边的老师、同学、学校领导的行为方式、价值追求都会影响到学生的人格塑造,老师、学校领导都应当像当年爷爷对自己的言传身教一样,将好的风气传承下去。

而丁仲礼的家乡绍兴,更是一片走出过何燮侯、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四任北大校长的宝地。生长于这片文化氛围浓厚的土地上,丁仲礼不仅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素养,更凝聚了对故土的一腔深情。

2012年春节,丁仲礼从北京回到嵊州老家,并在家乡写下了一首《故乡行》。诗中“朝辞燕北云,午见越中山”的归心似箭,“故土久相违,父老常梦牵”的魂牵梦萦,都流露出浓浓的思乡之情。诗中描述的场景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鼻间充盈着熟悉的粽香,归乡的丁仲礼与少年时的好友重逢,热情地相互呼引;大碗盛满了新酿的绍兴米酒,在酒香中打开话匣,痛快地聊起这些年家乡的变化、生活的改观。此时此刻的丁仲礼,已完全抛开中科院院士的光环,而仅仅是亲切的儿时玩伴,背井多年、满怀思念的归乡游子。忆及畴昔苦,感慨今朝景,丁仲礼的心情愈发澎湃:“天地留仁心,故国得时贤。改革纾民瘼,开放除国患。悠悠三十载,野老开心颜。但愿国运久,无叹民生艰。”

丁仲礼给学生推荐的书目当中,《唐诗三百首》赫然在列,这是他的心头所好,同时他希望学生能通过读唐诗培养一种“盛唐风气”。“喜欢文学的人比较天真,单纯,不会那么世俗地对待你身边的人与事。这些或许是作为科学家所需要的一种素质。”丁仲礼所了解的科学同仁当中,爱好文学的不在少数。苏步青、华罗庚等在科学院工作过的大家,不少人的文学素养很高,古诗也写得很好。有一次杨振宁和丁仲礼一起吃饭时,还聊到丘成桐很会八股文。后来丘成桐送给丁仲礼两本他写的古文诗词集,字里行间显露出很深的功底。

“文学对于我的另外一个社会角色,做管理工作而言,则是提供了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对于领导好一个集体,坚持你认定的价值观,或许也是有帮助的。”在丁仲礼看来,爱好文学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是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花很多时间沉浸于文学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爱好,只要是高雅的爱好,对个人的成长都会有帮助。罗素有言:“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源。”丁仲礼从不追求所有人整齐划一:“爱好文学可能同个人的气质也有关系。有的人生来喜欢文学,有的人生来不喜欢文学,这都很正常。”

事实上,不论是科教一线的科学家,还是像现在的丁仲礼一样“为科学家服务的科学家”,绝大部分优秀的科学家都有很好的人文素养。“好的人文素养是成长为优秀科学家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也是我在设计本科生培养方案时把‘情怀’放在第一位的原因。拥有丰富的情怀,包括爱国主义的情怀、悲天悯人的情怀,等等,以及与人为善的品质,都是成长为优秀科学家必需的前提条件。”

时间回到1975年,18岁的丁仲礼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由于在中学的成绩优秀,他被公社中学聘为语文代课老师。1977年恢复高考,教语文的丁仲礼自然而然地报考了文科,分数还不错,但是没想到在检查身体的时候,平常身体很好的丁仲礼不知为什么血压偏高,没有通过。在日后回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丁仲礼也百思不得其解,“可能我这辈子与黄土有缘,如果当时被录取了,可能一辈子都会搞文科了。”

第二年,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品《哥德巴赫猜想》问世,受到陈景润事迹影响的丁仲礼改为报考理工科,顺利被浙江大学地质系录取。

求是求真:母校和恩师造就的性格

浙江大学自丁仲礼的绍兴老乡竺可桢先生校长任上,就奠定了“求是魂”的校园文化。“‘求是’是我们浙大的校训,这两个字从我踏入浙大的那一刻起就深深刻印在我的心里。我理解的求是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懈探索的勇气。这种精神不限于科学研究的层面,也春风化雨般地塑造了浙大学子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回忆当年,丁仲礼感触很深。

在浙江大学,丁仲礼像众多77、78级的大学生一样,珍惜难得的上学机会:“除了三餐吃饭,每天长跑一次,基本上所有时间都是同学习有关的,走路的时候,食堂吃饭排队的时候,都要把英语单词拿出来看一眼,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生活状态。”

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了两本杂志的编辑工作,一本是《浙江大学校刊》,另一本是校团委主办的《求是园》。他每周都会抽出不少时间来写稿子,编刊物。他觉得大学时期参与这种活动对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他日后学术论文中的文质兼美,国际峰会上的金声玉振,面对媒体时的游刃有余,都离不开大学时代打下的坚实基础。当他看到国科大本科生文学社社刊《流景》的创刊号时也赞赏不已,很支持学生自己办刊物。

1982年,从浙江大学地质系毕业的丁仲礼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导师是著名的黄土专家刘东生院士。“我很幸运,遇到一个水平很高的导师,使我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少走很多弯路。”对于自己的研究历程,丁仲礼讲述得很平淡。“用一句话就能说完,我一直在跟随刘先生做黄土研究,要从黄土中分析地球气候演化的历史。”

刘东生是200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被誉为“黄土之父”,是中国地质学界的泰山北斗。他毕业于西南联大,曾师从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杨钟健。刘东生常跟丁仲礼以及他的学生们讲“李老夫子”“杨老夫子”的事迹。丁仲礼至今还记得刘先生常引用“杨老夫子”关于做学生的一句话:“第一条,外语得好;第二条,你得有名师指导。”

丁仲礼对于“名师指导”的理解不是老师手把手地教,而是给予点拨,当学生面临很多选择的时候给出一些建议,学生还可以从老师身上学到一些可贵的素质,这才是“名师指导”应当起到的作用。不少本科生觉得学业导师高不可攀,但丁仲礼认为完全不必如此:“好的学生都是从问倒导师开始的。哪一天你把你导师难倒了,或者把他驳倒了,那你‘好学生’的阶段已经完成了。如果只是导师怎么说你就怎么做,那你永远是学生。”

刘东生让年轻人放手干,总是说以后要靠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他不赞成研究生帮导师干活儿的看法,相反地,他非常强调发挥研究生自身的积极性,“他愿意做什么,导师帮着他做就好了,我的研究生和我的科研并没有直接相关。导师要放手,导师对研究生的责任是引导他们。要让研究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你对那个有兴趣,你才能做好。”

诚然,正如莎士比亚之言:“学问必须合乎自己的兴趣,方才可以得益。”今天身受老师放手之益的丁仲礼成为一校之长之时,同样极为尊重学生的兴趣。基于同样的理念,国科大在制定本科教学制度时,尽可能减少专业互转的限制,最大程度地尊重学生的兴趣。

刘先生与学生间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可在丁仲礼纪念恩师去世周年的文章中窥见一斑:

“记得我从1982年入归先生门下起,我们师兄弟在背后一直称他为‘老头’,当时的‘老头’烟瘾大,爱说话,常出国,显得不知疲倦,我们常常笑称‘老头’身体好是因为喜欢‘口腔运动’。我那时尽管年轻,但已养成爱抽烟的‘恶习’,记得常常在‘老头’的办公室对抽,两个人,一包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没完没了地聊,也不用喝水,一包烟抽完了,也该下班了。同先生单独坐在一起穷聊,是我学生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之一。在先生面前,你可以肆无忌惮,对话、错话、狂话一块说,他都喜欢听。有时你话说得实在不像话了,他也只是笑笑,用略带不好意思的表情,对你说:那我们也不能这样说……”

刘东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作风也对丁仲礼影响颇深。丁仲礼的师兄,刘东生50年代的学生、著名土壤农化专家石元春曾回忆:“一个炎夏,在晋西野外考察,我们每天手提地质锤,背着装满黄土标本的地质包,一路观察地形地貌,描述剖面和填图,登山爬坡步行几十里。刘先生在野外描述剖面、填图、素描和拍照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年轻人既循循善诱,又要求极严(有时极苛)。描述地质剖面时,为了观察一个性状,不畏艰险地攀登一二十米高的黄土峭壁。他常告诫我们,不要轻易放过一个地质现象,因为它是过去地质时期留下的痕迹和证据,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素材。”

日后丁仲礼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堪称已得到刘先生的真传。1995年,丁仲礼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后,马不停蹄地对黄土高原各区域的地层展开了大量的野外调查,在渭河谷地、山西高原、黄土高原中部找到多个从上到下古土壤层均清晰可辨的代表性黄土剖面。在宝鸡、渭南、西安、洛川、西峰、灵台、蒲县、泾川等剖面调查的过程中,丁仲礼率领研究团队采集的黄土样品足有1.8万多个!接下来还要对这1.8万多个样品进行详细对比分析和古地磁年代测定,这样繁重而艰苦的工作,要一丝不苟地完成,没有深入骨髓的严谨求实、求是求真的精神,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无畏艰险:从黄土高原走进英、美教科书的重要成果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丁仲礼总将自己的研究经历叙述得很平淡:“很简单、很平常。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在20年的时间里做出一项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科研成果,就没有白过。”然而那1.8万多个样品背后,在野外考察采样的工作,不仅枯燥而艰苦,还伴随着意外的危险。

1986年,刚刚开始跑野外,丁仲礼就遇到了一次“下马威”。在陕西省富县直罗镇考察的时候,在一场突发的车祸中,他被甩出了车外。那一次,丁仲礼在医院里躺了3天,没能动弹。

1996年,在陕西渭南,丁仲礼在一个黄土陡坡上采集样品的时候,脚下一滑,栽下山崖,七八个跟头就落下了八九十米。好不容易被送到了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严肃地对他说:“你这是颈椎骨折,危险得很,搞不好要全身瘫痪。”那一次,丁仲礼趴在病床上整整5个星期,头被一直吊着,动弹不得。

多次的危险也曾让丁仲礼后怕,但是对黄土的热爱使他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义无反顾。“我主要的一项工作是做第四纪时期也就是260万年以来气候演化时间序列,这个课题持续了近20年,最后一篇文章2002年刊发在美国的《古海洋学》上,直到那时,我才感觉把刘先生当年交给我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时间回到1986年,读博士的丁仲礼走进了日后他再也割舍不开的黄土高原,开始了长期的野外勘测之路。“那时候出野外,条件和现在不能比,只能坐火车或坐长途汽车先到一个地方,再租辆自行车,凭着年轻人的体力到处跑。”丁仲礼回忆说,“起初由于经费的原因,我的野外考察还只是小打小闹。”

1991年,丁仲礼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5万元的资助。“那时候,这笔资助对我来说可是及时雨,让我第一次可以做比较大的项目。”丁仲礼把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在经过详细考察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地处陕西宝鸡的一个黄土剖面,进行了大规模的采样和分析,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一开始,我对这个课题理解得很浅,觉得可能会很快就能完成。但是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多,困难也越来越大,要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了。”

一个课题做了20年,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是在科学研究中,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对于搞基础研究的人来说,很重要的是能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只看眼前,要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丁仲礼正是这样做的。

在黄土高原的不同地区,丁仲礼观察和采集了25万年以来的45个黄土剖面,从寻求黄土-古土壤地层发育的控制因素入手,对黄土地层中多种替代性气候指标一一进行分析,选出以沉积物粒度中值粒径为气候替代指标,发现了主导粒度变化的轨道要素,从本质上抓住了对多剖面记录进行去伪存真综合处理的关键,从而以1.8万多个样本为基础,成功地建立了中国黄土高原260万年来集成气候记录曲线,被《Paleoceanography》的审稿专家誉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最连续的陆相第四纪沉积气候变化记录”。

作为地质学家,43岁担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48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丁仲礼无疑是出色的:第一作者发表论文100余篇,SCI刊物引用800余次,部分成果被编入英、美教科书。他是将黄土这本大书读得最好的几个人之一,通过黄土解读了260万年来的气候变化。


丁仲礼在校史馆向吴小莉介绍中国科学院大学办学历史与特色   杨天鹏/摄

舍小为大:从科研工作到领导工作的角色转变

谈到从做科研到做领导的转变,丁仲礼笑称是“赶鸭子上架”。

1998年年初,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1999年,中科院在改革过程中要求丁仲礼所在的地质所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合并。当时42岁的丁仲礼是年轻人当中少有的“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后,他成为新所长的最佳人选。

《论语》有云:“当仁,不让于师。”面对所长重担,丁仲礼没有退却,成为新成立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5月,担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2000年11月,担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

虽然上任之初并不被人看好,但丁仲礼用自己的工作成绩消解了人们的质疑。8年兢兢业业的工作之后正逢科学院补选副院长,要在所长中选择,丁仲礼又一次“赶鸭子上架”,成为中科院副院长。

原先在研究所做研究的丁仲礼从来没有想过当领导,也没有追求过当领导。但一次又一次的机缘巧合,使他承担起更多更重要的责任。

领导工作是否会占用科研时间?丁仲礼坦诚地说,成为科学院领导后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做自己具体的科研工作了:“到科学院之后,我要管地球科学这一块。资源环境局有二十几个研究所,除了我的老本行——地质,还有大气、海洋、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学问。所以我不能再去做我的气候变化、黄土这些具体的研究了,我必须去做大气海洋、国土资源、遥感各方面的工作。这就不是研究了,而是一边学习,一边参与这些学科相关的活动,进行学科之间的协调。所以我从2008年开始,就几乎没有时间去做我自己的科研工作,也不再招学生了。本领域的工作虽然还在做,但已经很少了。”野外工作是丁仲礼最喜爱的,但因为没有充足的时间也只能放弃。

“每个人都要经历社会角色的转换,我觉得首先一条,给你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你就要对这个角色负责任,这是第一位的。我当了科学院的副院长,就不能管着一大块的同时,还想自己那里一小点的东西,那是角色没有转换过来。我来国科大当校长,就必须全面考虑学校的发展,就必须放弃其他的事情,全力以赴当好校长,包括个人感兴趣的事情。最起码人家觉得你在这个岗位上是称职的。要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这没有什么技巧。”


丁仲礼校长饶有兴致地观看同学们包的各种创意饺子    杨天鹏/ 摄
勇于担当:气候峰会代表国家发声

“……如果这些方案成为国际协议的话,它们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因为这将把目前已经形成的巨大贫富差异固定化, 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哥本哈根时间2009年12月16日11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进入关键阶段,丁仲礼在新闻中心发表演讲。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丁仲礼是中国代表团的科技顾问之一,“我作为科学院的副院长,主管这一块的研究,我必须告诉国家,对于当年G8国家的proposal——到2050年,二氧化碳全球减排一半,发达国家率先减排80%,中国接受还是不接受。”在发达国家强势地掌握了话语权的时候,丁仲礼必须承担起判断“yes or no”的责任。“我不能把这个责任抛给路院长,这是我的专业,我必须来做。”
但当丁仲礼组织专家做调研时,却发现此前的调研人云亦云者居多,因此他只能自己来算碳排放的账,包括碳排放和能源、经济发展、城市化等的关系。所以他请秘书找来数据,自己先算出来3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从1880年到2003年之间的排放,然后采用人均累积排放这一指标进行对比,再来研究碳排放和经济的关系。
丁仲礼的调研成果发表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科技期刊之一的《中国科学》上,论文的标题为《2050年大气CO2浓度控制:各国排放权计算》。他的结论揭露出,G8国家的提案如果得到中国的签署,就会成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一个不平等条约。
“当你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时候,当你要告诉政府,签还是不签的时候,必须勇敢地担当起来。我不能让人家骂我是历史的罪人。我宁可让不了解情况的人骂我对中国的污染不负责任,骂我是‘御用科学家’,我也不能让后代骂我,看你签了这么个协议回来,使中国的发展戛然而止。……只能说我求得了自己良心的安宁,在国家这样大的事情上我没有犯糊涂。”
当笔者谈到“科学家不能忘记祖国”时,丁仲礼说:“任何人都不能忘记祖国,和职业无关。科学家只是因为掌握知识,对相关问题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所以在特定的问题上多肩负一分对民族的担当。我相信真正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读书人,忘记祖国的很少很少。”
在凤凰卫视“问答神州”栏目2015年8月22日这一期的结尾,主持人吴小莉问丁仲礼,他心目中的“大学”意味着什么。丁仲礼回答道:“中外传统意义上的名校,应该是坚守社会良知的阵地。”
而他则用自身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他对于“大学”的理解。
问答时间:“要有名师指导”
笔者:很多大学生以及研究生,因为学习、毕业论文、就业等未来发展上的压力,对现在的生活感到迷茫和焦虑,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丁仲礼:这个问题很复杂,原因很多。我们上大学时服从毕业分配,上学期间不太会考虑未来,只是很单纯地努力念书。现在时代变化了,要自己找工作,未来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加,你们也就多了一分恐惧感,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功利,很多人都忙着发论文,评先进,增加一份找工作的资本,不能长远地考虑谋划,因为他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但是我认为,没有一个普遍的药方可以解决这件事。因为这个社会无法做到让每个研究生、大学生都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岗位,这种情况下只能靠个体掌握自己。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要把眼光放长远。只要你有本事,有能力,确确实实是个人才,无论到哪儿去,用人单位都会抢你的。我们国家不缺人,但缺的是人才——水平高的人才,在本领域里做得好的人才,能为单位带来成长的人才。我们国科大的研究生、本科生,都要力争成为这样的人,都要成为别人抢你的人,不需要自己去推销。
笔者:您曾表示希望本科生继续深造,目前在考研、出国方面学校有哪些安排?

丁仲礼:关于深造的问题我专门找了教育部,答复还是很乐观的,也就是说我们以后一定会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学生继续深造。教育部也很赞同我们小规模招生、精英化培养的做法,并且希望国科大这套培养体系下出来的学生,应该是走深造这条路。
所以,以前包含北大、清华、南大等19所高校的“珠峰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现在就变成“19+1”,这个“1”就是我们国科大。我们也进入了这个体系,也就是说,我们的本科生毕业以后,会有更多深造的机会。(参见国科大“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暨“果壳计划”的实施方案)
有志于深造的同学不需要担心什么。我们肯定会给他创造条件,让他在进入研究生学习的过程当中很顺利。我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免试,这个教育部有规定。但是我们想深造的绝大部分同学,估计都会很顺利地进入到他中意的一个团队。回到我老师说的那句话,“要有名师指导”,你得找一个名师,这个名师是要有真才实学的名师。

笔者:您如何看待大学排名?

丁仲礼:大学排名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大学的水平,也反映了一种社会认可,但不能反映全面情况,排得也不一定对。我们现在从研究生院变成了大学,我想早晚也会有人来为我们排名。说老实话,我对这些不是很感兴趣。
我认为衡量一个大学的水平,最终是看培养出多少人才。排名是要靠时间积淀的。我们的研究生教育不论是培养出的院士还是各个领域的人才都遥遥领先,已经得到了认可。我们的本科教育还需要时间来检验。这个检验的结果就取决于本科生毕业以后的表现。大家表现好了,人家自然就承认我们的本科教育。

记者手记

                      ——校长的书架

在玉泉图书馆的“校长书架”上,有丁仲礼捐赠的不少藏书。从《中国国家地理》到《图说萨满教世界》,从戈兹曼的《价值起源》到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研究》,从《裴多菲诗选》到韩寒的《三重门》……丁仲礼的藏书格外丰富、多样。其中当然缺不了《鲁迅杂文集》,那正是他年轻时爱写的文体。

笔者发现,在丁仲礼早年前购买的书籍扉页上,留有“丁从犁85年5月1日购于北京”之类的签名,“从犁”是丁仲礼的笔名。两年前的除夕夜,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月下播禾犹在眼,时光转瞬竟白头。”
时光飞逝,当年祖父祖母去世后十几岁就当家,在月下播禾的乡村少年;浙大校园里一边认真学习,一边撰文、编辑的意气书生;野外考察时,同行的人去唱卡拉OK,只有他带着厚厚一摞文献每天看到深夜2点的勤苦学子;43岁担任所长,48岁当选院士的著名学者——如今的丁仲礼既跻身国际前沿,又保持乡土本色,他从未忘记自己是来自乡土的农民,始终深藏于心的是对祖国这片大地深沉的爱与责任。
每当看到背着书包的学生们在校园中快步地来来往往,丁仲礼心中总会洋溢起一种幸福感,他说:“行色匆匆,是因为内心有使命感。”采访最后,笔者问校长想对国科大学子说的最简洁的一句话是什么,校长的回答是3个字:“好好学”,好好学一定会有未来。
(作者系国科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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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温博 周子菡 李永明 

 刘睿之 杨佯

摄影:杨天鹏

编辑:杨文强

责任编辑:温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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