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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之林:观念与小说关于姚雪垠的李自成

国学六艺乃文乃武2018-03-13 03:39:41

 1999年8月,姚雪垠[1]逝世三个月后,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四、五卷终于杀青付梓。自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问世,历时三十六年,这部小说的五卷共十二册、约合三百三十万字已全部出版。


  当代中国小说史上,没有哪一部作品经历如此漫长的时间。姚雪垠“一九五七年秋天动笔”[2],1963年7月《李自成》第一卷上、下册出版;1976年12月第二卷上、中、下册出版;1981年8月第三卷上、中、下册出版;80年代中期,作家“完成了四、五卷口述录音书稿,之后经不断修改,部分单元在《小说》上连载”[3],直到1999年第四、五卷(每卷各上、下两册)同时出版,其间近四十二年。这还不包括据姚雪垠自述,抗战期间,“即四十年代开始时,他就想到要写历史长篇小说” [4],萌生了“写作《李自成》的念头、并开始为此搜集、研究明末史料”[5]。如果把这前前后后都加起来,小说经历了20世纪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仅凝聚作家大半生心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小说观念在现代社会复杂的变化过程。


  


  (一)


  


  顾名思义,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命名历史小说,这是把农民起义作为事变轴心,表现王朝更替、天崩地裂的历史大变局。20世纪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对小说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受观念影响的小说却没被束缚在观念预设的小说框架内,在讲求观念的时代,小说与历史形成一种张力:一方面,小说不可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观念及其话语范畴;另一方面,文学想象又不断地开拓并僭越特定观念的边界,就像“新的语言不断加入到旧的语言之中,形成老城区周围的新区”[6]。在“新”与“旧”中间,我们很难划一条严整的界限,辨明谁新谁旧,或此或彼,但模糊的新、老交融的景象让人不得不承认,“语言”或“城区”的面目已判然有别。


  我这里想特别说明,小说的复杂性正植根于现代观念的总体特征。与新中国一批当代小说家经历相似,姚雪垠的文学道路横跨新旧两个时代。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方兴未艾,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唯美主义等各种思潮都十分活跃,伴随革命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芜杂多变的文化思潮中独领风骚。新思想的浪潮也迅速波及姚雪垠正在求学的河南开封。据作家回忆,开封求学是他一生的关键,他的文学准备是在“中国共产党在白区执行左倾路线”的环境中完成的。姚雪垠1929年从家乡河南邓县考入开封的河南大学预科,“因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斗争及学潮被捕”,出狱不久,“又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被学校开除”[7]。回想那段生活姚雪垠说:“当时我正是一个可塑性很强的小青年,我永远不能忘记进入河大预科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给我的启蒙教育。倘若没有这一思想教育,我不会走后来几十年的生活和工作道路”[8]。姚雪垠在《我的道路》一文写道,左倾路线“使学生运动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但政治思想方面的确教育和锻炼了一大批青年”。他参加文学界正在“鼓吹”的“普罗文学运动”,从大量介绍苏联的新作品和文艺理论中,“我对文学的使命有了新的认识”,“我读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初步掌握了一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常识,对我以后的学习起了启蒙和引路作用”[9]。他40年代的作品《春暖花开的时候》(长篇小说,1940)、《牛全德与红萝卜》(中篇小说,1941)、《差半车麦秸》(短篇小说,1943)和《长夜》(长篇小说,1947)等,与青年时期这些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姚雪垠写“普罗文学”倾向的小说,但对历史学和古文典籍却情有独钟。他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清代朴学家们的治学精神、方法和严肃态度使我受到了很大教育”;同时“很爱好古典文学。我不停留在一般欣赏,而能从古典文学中汲取了有益的营养”;他不仅粗通文言文和骈体文的写作方法,写旧体诗文,“日后读书渐多,这方面的修养也有所增进”[10]。热衷新文化与热衷古典并重,投身革命同时,对历史和古典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这种经历当年也许并非姚雪垠独有。但是,穿越不同的知识结构,把新观念和“老故事”一起当作欣赏对象,不太强调知识谱系之间明显的分歧与界别,这在姚雪垠经历中是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


  初看起来,姚雪垠的选择与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人性启蒙是矛盾的。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的“启蒙和引路”,又亲历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他在学术倾向和艺术趣味上却并不想从旧文学营垒冲杀出来。至少姚雪垠的自述,很少有那一时代青年激烈的、对旧文化毅然决绝的姿态;反倒像要复兴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声讨的“《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倾心于《文学革命论》批判过的“古典文学”、“贵族文学”和“山林文学”。从局部看,似乎可以这么说。但问题是我们不能不通过作家广博的知识兴趣,向现代思想史进一步追寻,重温启蒙文化赋予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现代启蒙运动对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意义,特别关于人对“自我觉醒”的认识,并不局限于对个人经验的描摹或个人喜怒哀乐的范围;不局限在对个人爱情、婚姻的想象,尽管这是一般印象中的启蒙文学。但如果这就是启蒙时代的标志,这种现象却非现代文学独有,在古代社会和古典文学也屡屡可见。现代启蒙运动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与以往的经验不同,同样是对生活不满,但人们不再相信有任何所谓万古不变的教条。“我思故我在”,笛卡儿的名言成为新时代的精神主题。它倡导一种无畏的、富于挑战的“反思”意向,鼓励并激发人要“敢于去知”[11]。对“知”的理解,不是在以往的知识结构内寻寻觅觅,修修补补;反之,它是对亘古以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普遍性的大胆质疑与批判,是对传统社会一次全面的、颠覆性的清算。而马克思主义,便是西学东渐潮流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接受马克思唯物史观,以新思想重新确定和衡量一切,是现代思想启蒙在中国获得的标志性成果。


  据姚雪垠回忆:“当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新史学运动正处在草创阶段,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讨论甚为热闹。我对这一运动也很感兴趣。”[12]不仅追随时代潮流的青年对“新史学”感兴趣,历史学家也有对新史学运动的回忆可为佐证:“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的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13]历史研究的关键不在于搜集和铺排史料,尽管那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这种常识背后,历史显然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只等着历史学家原样叙述就可以了。叙述不再听凭正史记载中冠冕堂皇的宏大叙事;或者野史逸闻中零星的、支离破碎的段简残篇。研究历史的“先决问题”在能否“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如果观念不变,即使汇集了大量材料,也不能形成理想的表述。换句话说,现代启蒙意识赋予人重新讲述历史的权力。当时“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要抱有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要这样才能有更新更善的学说产生”[14]。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不断自我否定的倾向:


  对于古代社会的看法,在学者之间很难取得一致,主要的原因之一也就在这里。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二十多年来我自己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好几次,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15]


  这段话出自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新版引言”。这本书初版于1930年,50年代作者借重版机会,以“引言”的方式,对二十多年来自己的史学经验加以清理和总结。30年代,姚雪垠曾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做“心爱的书”,以郭沫若的“私淑弟子”自诩[16]。像一种历史的巧合,史学家和小说家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不惟郭沫若一生走在“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的路上;姚雪垠的《李自成》也体现了不断否定的现代逻辑。1977年,《李自成》第一、二卷出版(其中第一卷为再版,两卷共五册,一百三十五万多字,距离五卷十二册的《李自成》已接近半数),第三卷正在加紧写作,姚雪垠写信对朱光潜说,“我的探索尚在进行,心中不明确的地方还很多”;仍然有“种种问题,横在我的面前,迫使我通过写作实践做些探索,更恰当地说,一面探索一面写作”[17]。这种“探索”是不是也包含“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呢?答案是肯定的。


  现代启蒙运动就像索罗门的瓶子,瓶盖一旦打开,那个背信弃义、僭越一切规范和准则的“魔鬼”就收不回去了。现代反思和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传统和历史,也包括对于当下,对现代定义中的现行法则。


  


  (二)


  


  就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而言,不断反思和“斗争”的现代逻辑,主要不体现为一种抽象的理论表达,也不是简单化的否定之否定:作品前后自相矛盾,构不成合乎情理的叙述线索。尽管对不成熟的作家作品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李自成》决非如此。


  姚雪垠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关于这一点,首先要说作家对历史小说所下的苦功。姚雪垠把大半生心血都奉献给这部三百多万字的文学巨著:“许多年来我没有假日,没有节日,不分冬夏,每日凌晨三时左右起床,开始工作,每日工作常在十个小时以上”[18]。1997年初春,姚雪垠“因写作过于紧张劳累而突发中风倒在书桌旁”,当家人把他抬到病床上,他说:“我要起来写《李自成》,写不完对不起读者”[19]。小说家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劳作,最终如愿以偿,他的执著与勤奋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现代观念与小说艺术关系敏锐的感悟,还有在此基础上卓越的见识与才情,也是不能不说到的。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史料如山、史笔如椽的史学大国。这部小说写作之前,已经有比较确定的材料摆在那里。明末农民起义于1644甲申年(即崇祯十七年)初推翻明王朝,同年四月多尔衮率清军入关,李自成刚刚建立的大顺朝在与清军交战中一败涂地,军队溃散后一路逃亡,最后他本人死于湖北通山县境内的九宫山。但历史也有不那么确定的一面。比如,史家采取什么角度,怎样讲述,孰详孰略,这中间有许多缝隙和富于弹性的地带,使后来者可以不断地继续发挥。《李自成》以多角度的小说布局,复杂的人物心理刻画和汪洋恣肆的细节描写,让那些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更典型、更传神、更清晰地映入当代接受者的脑海,并形成小说与历史的一种张力。


  小说向故有的历史挑战,并不意味着小说家存心要和历史作对。小说毕竟是小说,它似乎在不经意间,对原有的历史观念及其定义形成游离或僭越的倾向。姚雪垠在《李自成》第一卷1978年版《前言》中把这种“不经意”所体现的艺术必然性,概括为历史小说家“深入”和“跳出”的关系。他说:“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而历史小说家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必须做到深入历史,跳出历史。不深入历史就不能达到历史科学,不跳出历史就完不成艺术使命。”也就是说,“历史科学”为小说摆脱旧格套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不可忽略“艺术使命”在实践过程中,又使一定的观念或“历史科学”处于松动或解体的状态。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科学”和“艺术使命”呈现的这种矛盾状态,并不是针锋相对、有意相互颠覆的那种。小说家不可能摆脱他身处的历史环境,就像人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硬要离开地球,小说必然传递不同时代的各种信息,不管后来的人是不是赞同那个时代,或赞同他的意见。这里所发生的“松动或解体”,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修正,原来的概念和定义在艺术转化中被赋予新意。


  这一点,历史小说与80年代兴起于美国学术界的新历史主义有相近之处:“人们不愿意把历史叙事看作是语言虚构”,但实际上,“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因为“没有任何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可以形成一个故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20]。海登·怀特讲的是历史而非小说,之所以采取“故事”一词,由于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学家所要形成的历史叙事,其结构和修辞手段可以和文学的“故事”媲美。


  有志于写历史小说的作家大概都会贴近这种看法。不是说,作家有意打破原有的观念或历史格局;也不是说,姚雪垠在八九十年代想迎合新历史主义。这是历史与叙述、小说与观念在实践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种状态。有关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只是把操纵历史写作的“隐秘的手”揭示出来,也为历史小说摆脱庸常之见——所谓恢复历史原貌——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理由,即从叙事的角度看待历史和小说的关系。既然历史写作需要某种类似文学的修辞手段才能达到“叙事”,何况小说?小说本身是虚构的,它给历史小说家更宽泛的思考空间,以一种极尽情理的表述,连缀文学所认知的历史“实情”。


  


  (三)


  


  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和阐述中国历史得出的重要结论。对历史本质的这种判断和解释,使新中国以来的文艺运动,始终把塑造工农兵形象,塑造阶级斗争中“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典型形象当作文艺工作的首要任务。从许多材料看,姚雪垠赞成、拥护这种主张,并以《李自成》参与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21]。但结构的复杂性在于,历史小说描写的一系列“事件”和“必须符合思维法则地加以认识的行为,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确定的”[22]。规约在创作中不断实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撒播与移植中不断变形的过程,正如小说家关于只有“深入历史”和“跳出历史”才能完成“艺术使命”的比喻。因此,无论从小说的整体布局还是具体描写,《李自成》实际上要比意识形态规定的范围丰富、复杂得多。


  《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所写故事发生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到第二年夏。其时农民战争处于低潮,李自成在潼关附近陷入明军包围,几乎全军覆没,妻女失散。为彻底镇压农民起义,明王朝调集最优势的兵力,像洪承畴、孙传庭、曹变蛟、贺人龙等朝廷重臣都分别率领各路人马,对活跃在川陕鄂交界的农民起义军进行围追堵截。重压之下,起义军败的败,降的降,名噪一时的义军领袖张献忠、罗汝才(外号曹操)一时都归顺了朝廷。小说开始就把李自成放在严峻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下,突出他的胆识,以及作为一位农民出身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个人素质:千钧一发之际,不胆怯,不投降,言而有信,又机警果断,这是他比其他义军首领别具人格魅力的地方。后来他在商洛山重整旗鼓,终于与突围到豫西的高夫人会合,并促使张献忠、罗汝才重新起义。


  潼关南原大战,是历来评论《李自成》文章特别称赞的。名为“大战”,实际上是李自成几乎全军覆没的一次“突围”。小说描写崇祯九年至十一年,义军领袖高迎祥战败被朝廷杀害后,李自成继任闯王,被朝廷军队堵截在陕西潼关,眼看就要被势力强大的官军消灭,他不得不率领人马“从潼关突围”。结局是悲惨的,起义军上千人从潼关突围,最后冲出去的只有十八个人。但小说描写这一过程却极为壮观,全没有凄惨哀怨的情绪,是全书塑造这支农民军队的点睛之笔。比如,写大战前紧张的气氛:“张鼐和三、四百名身经百战、犷悍异常的骑兵紧紧地跟着他。举在手中的刀和剑在阳光下闪着寒光”,“马蹄猛烈地踏着山石和坚硬的红色土地,像海潮,又像狂风暴雨”;写大战中起义军将领刘宗敏擒贼先擒王,冒着疾雨似的箭矢,连换三匹坐骑,“稳如砥柱,竭力要看清官军的主将是谁?在什么地方?”写李自成身先士卒,英勇过人,和袁宗第“率一小队骑兵杀开一条路,直冲进官军的方阵中心”,从祖大弼手里夺回张鼐;写高夫人胆大心细,运筹帷幄,带领义军的老幼妇孺趁机突出重围;写孩儿兵在闯王义子双喜带领下,像突然插入敌阵的一把尖刀,打乱了左光先部队的阵脚。其中既有敌对双方斗智斗勇,布阵周旋;也有贺国英(贺人龙之侄,外号万人敌)与郝大勇(即郝摇旗)捉对厮杀……这些场面有声有色,扣人心弦。诚如茅盾所言:“第一卷写战争不落《三国演义》等书的旧套,是合乎当时客观现实的艺术加工,这是此书的独创特点。以潼关南原之战为例,有时写短兵相接,有时写战局全面的鸟瞰,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义军分兵两路同时突围而略有先后,写了李自成一面,接写高夫人一面,重点在李自成,而高夫人一面仍然声势不凡。”[23]


  把惨烈的突围描写成起义军所向披靡的“潼关南原大战”,以突显李自成和农民起义军的英雄形像。对此,可以理解为小说家实践其历史观念使然。但另一方面,小说中起义军有那么高的起点,会不会影响李自成最终归于失败的事实呢?60年代,阿英看过《李自成》第一卷就提出这个问题:


  使人感到有些反历史主义,觉得完全是写游击战争,而不是李闯王时代的农民革命。如当时闯王和部将都是这样,革命早成功了。……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从纲领起(按此句记录有误,意思不清楚),有许多缺点,如不写这些缺点,就是替他擦粉,不能在典型环境中写出典型人物。[24]


  姚雪垠对阿英这个“重要意见”没做解释,70年代再版的《李自成》第一卷对这次战争场面也没做什么修改。姚雪垠的坚持,除了要表现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家从青年时代即热心新史学运动的历史情结,他曾有志于明史研究,并一直怀有重述历史的雄心。如果仅仅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作家尽可以在相对完整的历史观念中构筑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如果承认“擦粉”也是一种虚构方式,那么只写成功,不写失败;只写李自成“过五关斩六将”,不写“败走麦城”也无不可,尽管阿英不赞成这种写法。值得留意的是,姚雪垠在这一点上与阿英没有分歧,他不打算在一种类似新历史主义的虚拟轨道上走得更远,而倾向于以现实主义的结构方式重写明末历史,把向来被忽略、或受到轻视的农民起义作为重要的历史因素之一。唯物史观使姚雪垠增强了重新讲述明史的信心,但他不是按观念亦步亦趋地图解历史的思想的侏儒,而是领时代风气之先、富于艺术个性的历史小说家。他从这里打开缺口,突出农民起义军由弱到强的经历,但笔墨又不局限于此,为的是通过描写明末农民起义、明王朝和清王朝三股政治势力,展示明末社会的总体政治环境与历史格局。


  这三股政治势力在明末历史舞台上既彼此排斥又彼此依存,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最终“天下归一”的过程,不仅提供了能够支撑五卷十二册写作的广大空间,而且使历史小说的描写更加五彩斑斓,仪态万方。这种写法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向来被历史所忽视的农民和农民起义一定要成为势均力敌的一方,与明、清王朝形成鼎足之势。小说以潼关南原大战先声夺人,对势若星火的农民起义军施以浓墨重彩,便是要从小说结构上,扭转以往历史叙述对农民起义轻视和忽略的倾向。在此意义,小说《李自成》既不是传统的王朝兴衰、帝王将相史;也不是阵脚分明的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对抗史;更不是异族入侵中原、宣扬爱国主义的反侵略斗争史。虽然它们各有表现,却都无法总揽全局。


  这还不仅是一种主观推测。《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悲剧结局直到第三卷中、下册“洪水滔滔”和“慧梅之死”才越来越清晰起来。《李自成》第三卷1981年8月出版,阿英已于四年前(1977年6月)逝世,没能看到悲剧全过程。小说家以作品回答读者(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也是读者)的问题是常有的事。但值得重视的是,姚雪垠并不打算回避阿英的“重要意见”。他说,第一卷“敢于放开手写潼关南原大战”,的确采用了“夸张”的笔法。关于李自成,实际上“将古代别的人物的优秀品质和才干集中到他的身上。虚构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好使他的形象丰满而典型化”。关于潼关南原大战,“根据我的研究,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次战争,但在写小说的时候,我从完成小说的使命着眼,采用了这个传说”[25]。小说的“使命”与他所说的“不跳出历史就完不成艺术使命”应该是一致的。这一“使命”的目的,是让李自成和农民起义军“在小说一开始就成为崇祯皇帝的主要对手”,所以他要“将李自成在崇祯十三年冬天以前的重要性作些夸张”。也就是说,在第二、三卷描写起义军破洛阳, 杀福王,将明末农民战争推进到新的阶段之前,作家已经在整体上有了“三分天下”的历史考虑和小说布局。


  


  (四)


  


  《李自成》是当代第一部以如此众多篇幅、详细描写古代帝王和宫廷生活的长篇历史小说。不仅对明王朝的朝廷政治决策;对崇祯与周皇后、田妃和袁妃的后宫私人生活,小说也有生动的描写。对清王朝,小说通过“燕辽纪事”、“甲申初春”等篇章,重点刻画了皇太极、多尔衮、庄妃和大学士范文程的人物形象,还有对洪承畴受降、多尔衮专权、福临发蒙读书等事件的大段铺陈。李自成做大顺朝皇帝时间很短,登基与逃亡几乎同时。虽然大顺朝一切朝政按牛金星、宋献策等人的建议沿袭明制,但动荡的时局,加上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读书人不仅没有朝政经验,为人行事也忒心胸狭隘,目光短浅,或攀龙附凤,或但求自保,使大顺朝与明、清王朝相比,最为荒唐、草率和混乱不堪。


  表现明末总体政治格局的小说,却不以王朝史一类的标题命名,这种看似名实不符的矛盾,其实包括另一层巧妙的蕴意,即小说构思上多维互动的艺术格局。实际上,作品无论突出哪一方面,都以一种反衬的方式在突显对方,对其它两方面的描写也是有力的引导和铺垫。小说题目正是这种小说结构的体现,李自成农民起义是明王朝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的爆发点,明、清朝代易位正是明王朝自身矛盾、自我崩溃的必然结果。深入描写明王朝内部矛盾,不仅有利于了解明末农民起义何以剿而不衰、愈演愈烈,而且揭示了农民起义中诞生的新王朝与旧王朝在政权文化上的同构倾向,从而进一步理解大顺朝迅速崩溃的原因。同时小说对新兴的清王朝的关注和描写,它一系列的政治举措,野心勃勃,充满进取的活力,对于成熟到逐渐衰朽的中原文化是一股巨大的冲击力,这又使作品富于文化反思的品格。“李自成”不是孤立的,而是明、清朝代转换之际的历史产儿。换句话说,没有明王朝积重难返的政治危机,就没有李自成农民起义;没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就没有明朝的灭亡和清军入主中原;没有大顺朝的覆灭,就没有清王朝的一统天下。促成明末历史大变局的这三者之间,缺一不可。如果说,小说描写李自成、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人被“逼上梁山”、投身农民起义,与《水浒传》相似;那么由于明、清王朝在小说描写中所占的分量,特别对各方高层人物的着意刻画,使这部看似表现农民革命的“水浒传”,毋宁是一部描写明末历史的“三国演义”。


  崇祯是小说描写明末历史的焦点人物。起义军势力的长与消,清军的退与进,都与崇祯息息相关。一方面起义军和清王朝都渴望攫取“大明江山”;另一方面,摇摇欲坠的崇祯王朝仍然占据明末局势的主导地位,崇祯的每一个决策,都势必影响历史舞台上不同政治势力的胜负结局。明王朝投入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多一些,清军势力就自北向南迅速扩张;明王朝全力以赴对付清军,李自成和农民义军的势力随即成星火燎原之势。崇祯由于夹在两股政治势力之间,国力逐渐被削弱,国土逐渐被蚕食,导致最终灭亡。


  历史固然由历史的“合力”促成,也绝非个别历史人物的历史。但注重描写的小说艺术,更看重历史生活中的人物和细节,看重历史人物的主动性,因此在小说中,这些人物也决不会是一些“历史必然发展规律”的玩偶。在这里,小说艺术似乎与历史哲学兜了个圈子,小说艺术的向心力在于发掘人物的具体复杂性,而不在于抽象的历史观念,甚至有意地反其道而行之,就像它标新立异的禀赋使然。实际上,任何抽象的历史观念只是对以往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总结,而无法倒推过去,指导小说家照此结论去演绎人物。恰恰由于小说家注重历史人物的具体可感性,作为一种艺术象征,才使这样的人物故事更令人信服地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宿命。因此,崇祯的确是“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亡国之君,成王败寇,也是向来比较流行的舆论势力。但姚雪垠是一位对历史深怀悲悯之心的小说家,他没把崇祯写成一个咎由自取、天性顽劣的坏人,而详细地描写崇祯与命运抗争,写他的“励精图治”,“宵衣旰食”。尽管结局很失败,诺大的皇室家族,从朝廷到个人互相攻讦,互相拆台,简直就是自取灭亡。对于这些“不配享有好的命运”的人,小说家也沉得住气,描写崇祯如何在做“大明中兴”君主的个人愿望与这种愿望最终不可能实现之间苦苦挣扎,他和他的王朝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不可预知的历史黑洞,并最终被这个黑洞吞没。


  正如历史选择崇祯来完成明朝覆灭的悲剧;小说家选择这个人物为叙事焦点,对充分实现小说的艺术使命也同样地恰如其分。第五卷上册描写崇祯自缢前痛心地说:“可叹我辛辛苦苦,宵衣旰食,励精图治,梦想中兴,无奈文臣贪赃,武臣怕死,朝廷上只有门户之争,缺少为朕分忧之臣,到头来落一个亡国灭族的惨祸。一朝亡国,人事皆非,山河改色,天理何在!……唉,苍天!我不是亡国之君而偏遭亡国之祸,这是什么道理?”这并非全是皇帝为自己辩解的一面之词。崇祯不是历史上骄奢淫逸的昏君,他“梦想中兴”却适得其反,这种矛盾现象构成生动的符号象征。就像明朝那座庞大的、已经运转失灵了的国家机器,崇祯十一年后,他在国事和个人生活中的表现也是时而亢奋,时而沮丧;时而深藏不露,时而捶胸顿足;时而儿女情长,时而满腹杀机,其性格处于永无排解的自相矛盾中。


  《李自成》从崇祯十一年写起,离明朝覆灭还有六年时间。在这六年,身为一国之君,唯一一件让崇祯自己做得了主的事,就是选择在煤山自尽。确切地说,那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崇祯错过了种种机会:年初李自成军队在山西,朝中大臣有人建议朝廷迁往南京,崇祯怕担“偏安”罪名,“讳言南迁”;后来有人建议,改送太子去南京,但“一经言官反对,便不许再有南迁之议,遂使一盘活棋变成死棋”。李自成刚过大同,离居庸关尚远,天津巡抚冯元彪“具密疏”请崇祯乘海船南下,他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驾”,果真如此,崇祯也“必不会身殉社稷”,并有可能从天津转道南京。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前,崇祯还有机会,但“朝廷上下壅塞之祸,从来没人敢说”,冯元彪的密疏终成画饼,崇祯必死无疑。


  祖宗家法,皇亲国戚,满朝文武,无一不像绳索紧缚着崇祯。朝廷每道政令都出自崇祯,但每一道又都是这位“真命天子”多方妥协和无奈的结果。小说第一卷开头写崇祯十一年,清军打过通州,矛头直指京师。明朝的军费本来入不敷出,又受到“安内”和“攘外”两面夹击,崇祯打定主意向清廷赔款或割让土地,以求退兵。但他惟恐丢了祖宗的颜面,绕来绕去,就是不直言“议和”两个字。第一卷上册,崇祯面色沉重地说:“崇祯九年初,虏骑入犯,昌平失守,震惊陵寝。凡为臣子,都应卧薪尝胆,誓复国仇。可是刚过两年,虏骑又长驱直入,蹂躏京畿。似此内乱未息,外患日急,如何是好?”与清廷议和的主意已定,崇祯说这番话,其实是在等他的心腹太监高起潜和兵部尚书杨嗣昌像猜谜一样婉转地说出自己的心事。事情挑明后崇祯不放心,反复叮嘱“力求机密,不使外廷知道才好”。崇祯自以为高明,但“议和的消息不但朝廷上文武百官都已经知道,连满城百姓也都在议论纷纷”。高起潜、杨嗣昌、陈新甲等人再精明,也不能不代皇帝担起“议和”的投降恶名,好像皇帝只是被他们所蒙蔽,并非始作俑者。这一来,那些坚持对清廷主战的文臣武将坚信“抵御东虏”就是效忠皇上;而深知内幕的高起潜和杨嗣昌力主议和,“务必为皇上留此一点家当”。但无论坚决主战的卢象升,还是比卢象升颇知底细的高、杨,还有后来的陈新甲的下场都十分不妙。所有人从皇帝那儿得到的都是自相矛盾的旨意:执行哪一种,都是尽忠职守;执行哪一种,也都是大逆不道!因此,小说中文臣武将被崇祯换得像走马灯似的,有战死沙场的,有被疑作谋反砍头的,有为辱君命自杀的,有自觉委屈说出实情而被下狱或斩首的……但官僚毕竟不是韭菜,割了一茬还有一茬,最后崇祯实在找不着可用的人,便从监狱或流放地“赦免”一些人重新启用,直到他们死无葬身之地。那些早死的人,反而免去了这番折腾,真不知自己是幸或不幸。


  历史上的王朝建立在血缘基础上。朱姓皇亲国戚不仅是明朝世袭俸禄的贵族,由于与王朝一荣皆荣、一损皆损的命运,他们对这个帝王家族也有比一般人更大的责任和更多的承当。但这只是从道理上说。当内忧外患、王朝危在旦夕,这个家族却是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第三卷中册描写崇祯十三年春天,“半个中国,无处不是灾荒惨重,无处不有‘叛乱’”,在川陕鄂围剿张献忠农民义军的杨嗣昌“迭次飞奏,征剿诸军欠饷严重,军心十分不稳”。朝中大臣相互推诿拿不出办法,崇祯只好求助于“京师诸戚畹、勋旧”,也就是向皇亲国戚、有爵位的世家借钱。他思来想去,选中“隔了两代”的武清侯李国瑞,而闭口不提比李国瑞和其他皇亲国戚“都较殷富”的田妃和周后的娘家。内阁辅臣薛国观对皇帝的决定顺水推舟,以为可以不担责任。但“柿子专拣软的捏”的做法随即在李国瑞那里碰了钉子,李国瑞被崇祯送入大牢。表面看是李国瑞同皇帝作对,实际上所有皇亲国戚都站在李国瑞一边。李国瑞是明万历(神宗朱翊钧)孝定太后的侄孙,孝定太后是崇祯皇帝的曾祖母,从神宗皇帝算起,李国瑞还是崇祯的表叔。孝悌纽带是加在崇祯身上的又一条绳索,并不是崇祯对这位表亲心有不忍,而“戚畹和勋旧多结为亲戚,一家有难,八方牵连。所以那些在京城的公、侯、伯世爵对戚畹都表示同情,暗中支持,希望武清侯府用各种办法硬抗到底”。他们找亲戚向周皇后、田妃行贿,行贿的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就是不借皇帝一文钱。后来李国瑞的家人买通皇五子(田妃所生,崇祯最喜欢的小儿子)的奶妈和宫女,装神弄鬼,把皇子吓死。皇帝见借助戚畹这条路实在走不通,也只好不了了之。


  崇祯向命运的每一次抗争,都在王朝内部酿造一次惨祸,加速了王朝灭亡。仅崇祯向戚畹借助这一件事,平白无故死去的小太监、小和尚、宫女、都人、奶妈和他们的家人,书中较为详细描写的就有十来个;首辅薛国观被“赐死”,武清侯李国瑞在监狱吞金自尽,田妃从此一病不起,终致身亡。朝廷的言官、大儒有的惨遭遭廷杖,有的庾死狱中,有的被遣回原籍……受牵连、遭横祸的人不计其数。


  


  (五)


  


  一般小说通过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命运,所谓“性格即命运”;历史小说家在人物性格背后,发掘出更为复杂的历史因素。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历史即性格,历史即命运。


  还以崇祯为例。小说描写崇祯性格焦躁,“猜疑多端,刚愎任性”,稍有些头脑的朝臣都明白这一点。但皇帝的性格也不是一贯如此,时时如此,只是随着内忧外患不断加剧而愈演愈烈。“国库如洗,司农(即户部)无计”,崇祯越是对国事缺乏信心,越是刚愎自用、猜忌多疑。其实崇祯的性格也与各位朝臣有关。那些满口阿谀献媚之辞的太监、佞臣自然帮助不了崇祯;那些一心为国分忧的忠臣也实在让崇祯心烦意乱。无论什么场合,他们都能出口成章,起承转合,滔滔不绝,如果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天庭饱满、地脚方圆的鸿文。明朝科举不断向朝廷输送一批又一批只会做光鲜文章的人,文章大国,文章治国,文章误国:“诸臣住在京城,全凭意气,徒逞口舌,捕风捉影,议论戎机。他们并未亲历其境,亲历其事,如何能说到实处!”杨嗣昌死后托梦的这番话(第三卷上册),其实就是崇祯心里想的,忠臣们多是历届科举状元,朝廷智囊,但他们“尽是书生之见,知经而不知权”,要么立意高远,云山雾罩;要么远水不及近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崇祯不是三国时代“舌战群儒”的诸葛亮,这些忠臣的“苦口良言”并不“利于病”,反而对情绪已十分焦躁的崇祯如同火上浇油。第二卷中册描写为筹措军费,崇祯与黄道周、叶廷秀和刘宗周发生“廷争”。崇祯责备他们“不顾国家急难,不思君父忧劳,徒事口舌之争以博取敢谏之名”,但这些大儒和他们的门生根本听不进其中的一点道理,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挺身而出,好像当代媒体组织的辩论大赛。但这场发生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的“辩论大赛”,实在让崇祯耐不住性子,终于棍棒相加,把这些言官、大儒通统赶入大牢了事。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受这种“徒事口舌之争”、虚伪的朝政影响,皇帝自己也有意做一篇流芳千古的文章。第三卷中册描写崇祯十四年八月,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明军在辽东战场一败涂地,被清军围困在松山堡,次年二月防守松山南城的明军副将夏承德与清军里应外合,洪承畴全军覆没,本人被俘。还没得到洪承畴是否阵亡的确切消息,京师士民“街谈巷议,都认为洪承畴必死无疑”,“洪府故旧门生都关心朝廷荣典”,洪府的管事家人“便共同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本,陈述洪承畴确已就义”。无论家人还是同僚,都好像唯恐洪承畴不死,抢先断了他活着回来的生路,人情世态冷酷到极点。于是朝廷决定为洪承畴举办“荣典事项,包括赐谥忠烈,赠太子太保,赐极九坛,在京城和洪的福建家乡建立祠堂”,“敕封协天大帝”。崇祯亲自撰写《祭文》,诵读其中段落“泣不成声”:


  ……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卿兼而有之矣。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并不能兴,鼓卿余力,奋身坐起,南向而跪,连呼“陛下!陛下!”气噎泪流,欲语无声,倒地而死,目犹不瞑。君子成仁,有如是耶?呜呼痛哉!


  本来祭文不必崇祯动笔,礼部两天前已经写好,“用四言韵语,务求典雅,辞采亦美”,但崇祯不用,他放着国事不理,非要“亲自拟一祭文”,“传令名于万年”。在大厦将倾、狂澜即倒的危急关头,皇帝以祭文传世的想法已不大吉利;何况洪承畴没死,就在朝廷紧锣密鼓准备荣典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投降清朝。崇祯遂将《祭文》付之一炬。


  正剧变成一出闹剧,悲剧不时流露喜剧的色彩,除了小说家把同情心分别赋予不同的政治势力,也在于他一身兼有二职,既是历史参与者,也是旁观者。小说家“参与”历史,仿佛与历史人物一起歌哭,一时山呼海啸,引得读者“听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旁观者”的身份又使小说对历史有一种洞悉,在值得同情的人物身上看到他们必然覆灭的悲剧下场,比如对崇祯和李自成失败结局的描写;在曾经被历史贬抑的人物身上,看到他们的希望和前景,比如对清廷入主中原的描写。


  小说对清王朝采取两种描写方式,一种为虚写,通过崇祯推行“和议”主张,写清王朝企图入主中原咄咄逼人的气势。小说第一卷开始写崇祯十一年秋季,“清兵已经过了通州的运河西岸”,东直门和朝阳门方面“特别吃紧”。另外还交待崇祯登基十一年里,清兵已经四次入关,有三次“直逼北京城下”。一种为实写,比较集中的描写从第三卷中册开始,更确切地说,从对原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的劝降开始。


  洪承畴被俘前有一段清廷描写十分有趣。清朝皇帝皇太极从叶赫(今辽宁开原旧城东北)回到盛京,在清宁宫参加夕祭,看萨玛跳神,祈祷松山战事顺利。小说描写参加这次夕祭的都是清廷贵族中重要人物,


  ……他们在毡上坐下以后,侍卫在每人面前放一盘白肉、一杯酒、一碗白米饭、一碗肉汤。当时关外不产大米,大米是向朝鲜国李氏朝廷勒索来的。个人从自己的腰间取出刀子,割吃盘中猪肉。虽然贵族们将皇帝赐吃肉堪称莫大荣幸,但是又肥又腻的白猪肉毕竟难吃。幸而御前侍卫们悄悄地在每位大人面前放一小纸包的盐末,让他们撒在肉上,自然他们事后得花费不少赏银。


  仪式、规则和变通的方法也适用于清廷对国事的处理。清廷自多尔衮入关前一直驻扎关外,朝廷内部懂汉字的人很少,不仅朝政上没有许多繁文缛节,仪式的外表也不奢华,甚至有些粗陋可笑。比如用跳神、皇帝赐白肉,象征神灵、天道和荣誉等庄重的主题。但关键在其中变通的过程,清廷却处理得十分精细,务要切合实际。皇太极继位于努尔哈赤,早有入主中原的野心,他改努尔哈赤国号“后金”为“清”,“清与金音相近,却避免刺伤汉人的民族感情”。为一统天下,皇太极亟需汉族的文化和人才,所以一心想劝洪承畴降清。苦战被俘后的洪承畴本来已体力不支,又绝食三天,生命危在旦夕,皇太极急忙请内廷大学士范文程商议劝降办法,范文程建议皇太极对洪承畴用“美人计”。洪承畴出身名门,二十三岁即中状元,“少年为宦,位至尚书”,花团锦簇,应有尽有。更难的是关外不比北京或江南,到哪去找?找什么样的“美人”才能“引动他欲生之念”?最后皇太极找的“美人”的确不同凡响,不仅姿容秀丽,温文尔雅,而且神情高贵,能言善辩,寥寥数语,使洪承畴喝下参汤,动了“欲生之念”。最重要的是这位清廷的贵族丽人改变了洪承畴对清廷野蛮粗陋的“东虏”印象,使他对异族文化萌生一种体认和好感:“他想着满族女子不缠足,像刚才那位‘丽人’,步态轻盈中带着矫健,不像近世汉族美人每每弱不禁风,于是不觉想起曹子建形容洛神的有名诗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直到受降仪式上观看歌舞节目,洪承畴才发觉那位丽人正是皇太极的宠妃博尔济吉特氏(庄妃),是皇位继承人福临的母亲,也就是后来的圣母皇太后。清廷这样做,自然让降臣感激涕零、肝脑涂地以报答“圣恩”,但洪承畴“多年身居猜疑多端之朝”,随即想到“清主命庄妃做此事必然极其秘密,将来如果泄露,或者他对清廷稍有不忠,他将必死无疑;而且,倘若清主和庄妃日后对此事稍有失悔,他也会有不测之祸。这么一想,他不禁背上冒出冷汗,再也不敢抬头偷望庄妃了”。看萨玛跳神、赐大臣吃白肉的皇太极,在和庄妃商量“美人计”的时候,势必早想到这层。


  


  (六)


  


  《李自成》第四、五卷是这一段惊心动魄历史的结局篇。第四卷上册结尾描写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自尽。第五卷上册描写多尔衮任清廷摄政王,于甲申年四月开始南征,五月占领北京。清王朝占据中原、统一中国近三百年就从“多尔衮时代”开始。第五卷下册描写李自成在清军追剿中,于顺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初放弃长安、又逃离武昌,军队完全溃散,他最后单枪匹马,在九宫山被当地乡勇杀害。李自成死后不久,另一路农民义军领袖张献忠在四川被清军杀害。十九年后,已经归顺南明王朝的李自成旧部高夫人、李来亨等人被清兵包围在湖北兴山境内的九莲坪、茅芦山一带,战败后高夫人和慧英自焚于茅芦山顶慈庆宫钟楼。之后,又有红娘子和红霞在川陕鄂一带传播白莲教,以至一百五十多年后,这一带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小说终篇结尾(五卷下册第二十八章)写道:


  这时正值清朝嘉庆初年,人们只知道起义蔓延数省,震动了全国,却没有想到,一个半世纪前,红娘子和红霞暗暗地传下了白莲教的种子。人们更不晓得,红娘子出家后,上承明朝初年的唐赛儿。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的领袖虽然已是好几代以后的徒弟,但她们都还记得自己的祖师。只是官府抓住她们的时候,不管如何审问,没有一个人吐出实情,为的是怕泄露了王屋山上尼庵的秘密。


  卒章显志,白莲教起义像一道谶语,预示反抗压迫和屈辱命运的斗争必将薪火相传。


  小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对李自成农民起义怀有无限同情。古代英雄之所以称为英雄,其中悲剧是最具震撼力的原因,英雄的别称应该是一场悲剧。小说对明、清王朝的描写间或还有滑稽的成份和喜剧色彩,对李自成则完全不同。李自成是真正的悲剧人物,不仅因为他最后孤家寡人、身首异处的下场最为凄惨,也不仅由于他个人的种种过失,使他最终丢失了大顺朝皇帝的宝座。关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小说第五卷后半部分,描写茅芦山上高夫人、尚炯(老神仙)和红霞等人谈话中有片断流露,比如起义军流动性大,在地方没有牢固的社会基础;忽视了清廷对大顺朝的威胁,对吴三桂降清缺乏思想准备;进入北京后,军纪败坏,丧失民心,等等。这是小说描写高夫人等人在茅芦山壮烈牺牲前的一些心理活动,是从人物的角度,表现他们作为亲历者和知情人对事变经过的追思。故事至此已接近尾声,但小说依旧笔力均衡,从而有力地勾画出人物慨然赴死前从容不迫的样态。然而,这一切都还不能表明小说对李自成悲剧的看法。


  把以往被史书写成“乌合之众”或“流寇”的农民起义军,写得有如此气魄,这种艺术开掘及其表现方式的确反映了小说家的立场。姚雪垠始终以深厚的历史同情心关注和表现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全过程。或者说,他始终站在底层社会受侮辱、受损害的阶级和阶层一边。正因如此,《李自成》与一般史传小说有根本的区别。通过对农民起义军的描写,小说将笔触伸向社会底层,从李自成身上看到他所属的社会阶层悲惨的命运。如果说,明代社会在李自成造反前就已衰朽、崩溃了,那么崇祯王朝完全体会不到,承受这一后果的下层社会简直就是一座人间地狱。出于这种社会环境,李自成的悲剧不是外在的,固然有外部原因,但他的悲剧是与生俱来的。潼关突围后,李自成曾先去投奔张献忠,张献忠在军师徐以显鼓动下,差一点把李自成一干人全部杀掉。这次逃亡经历带有寓言性,李自成只有联合其他义军才能完成使命,战胜明王朝,但各路起义军首领决不满足于劫富济贫,不论李自成还是张自忠都一定要做皇帝,于是在起义军之间和起义军内部,永无休止的争夺、猜忌随之而来。


  争权夺利,猜忌谋杀,这些情节主要出现在外部压力减弱的情况下。面对朝廷重兵围剿,李自成必须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除了攻下山寨,开仓放赈,吸收老百姓加入义军,最有效的办法是把“杆子”(其他起义队伍)收编为自己的队伍。小说第二卷描写宋家寨寨主宋文富请马三婆串通侄儿马二拴,利用高官厚禄路收买义军将领。寨主奶奶担心此计不成,因为她听说义军中人颇讲义气,这时“马三婆撇嘴一笑,‘义气?江湖上的义气也早晚行情不同。目前大军压境,贼兵败将各人性命难保,义气该值几个钱一斤?’”底层社会鱼龙混杂,马三婆为典型一例。但也正因为她出身底层,了解那些人普遍的想法,从她的话里可以看出李自成军队的不稳定性。李自成破了宋家寨,接着平定石门谷“杆子哗变”,第三卷描写“慧梅之死”,李自成把义女慧梅嫁给袁时中,也是企图收编小袁营这支杆子队伍的二三万人马,最后袁时中带部队脱离闯王,被李过杀死在乱军中,已经怀孕数月的慧梅自尽,“她真是能狠下心,一抹脖子就去了两条性命”。李自成始终在收编杆子军队和“杆子哗变”之间煞费苦心,收编的军队要么叛逃,要么由于成分复杂,让李自成很难管理。慧梅的悲剧就是李自成军队扩编付出的代价,连同小说描写起义军围攻开封张存仁一家的惨剧,昔日繁华的开封变成一座死城。李自成向北京每前进一步,都愈加偏离起义军最初的愿景。如果李自成原本就打算“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一个心狠手辣、性情歹毒的人,即使失败了也罪有应得,谈不上英雄,遑论悲剧。但小说描写李自成的悲剧在于,他天性仁厚,对下层百姓有强烈的同情心,他越是要解救民众于水深火热,扩充军队,清除异己,推翻明王朝,就越向失败的结局靠近一步,越要背叛他原本善良的天性。这种悲剧性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是无法避免、无以克服的,如果消灭了问题一方,事物本身亦不存在。难道真应了意大利人的那两句话:“凡以人民起家的必沾染污秽”,“未掌权势者,权势会磨灭他”?[26]


  这样总结李自成的悲剧,也许并非姚雪垠本意,但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力作,小说家对明末历史生动的叙述,使人物的悲剧性不局限于某一细节,或某一具体的失误,而是贯穿在他对整个历史生活的描写和诠释当中。一部小说诞生,正像婴儿脱离母腹,虽然保留着他脱胎于那个世界的遗传基因,同时却又独立于那个世界,成为一个自在的生命个体。这也是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给我的启示,其中既有小说所映现的时代语境和社会规约,又有小说艺术和历史叙事的独到之处。归根结底,小说家究竟写了些什么。


  


  注释:


  [1] 姚雪垠,1910年10月10日生于河南省邓县姚家寨,1999年4月29日病逝于北京。


  [2] 姚雪垠:《我的粗浅经验——给青年同志们的一封信》,原载1981年2月17日《浙江日报》。转引自《姚雪垠研究专集》第181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


  [3]姚海天:《〈李自成〉第五卷·后记》,《李自成》第五卷下册,第79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8月。


  [4] 茅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原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转引自《姚雪垠研究专集》第517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另,参见《姚雪垠致茅盾(1974年7月27日)》,《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6月。


  [5] 高空蔚:《姚雪垠简介》,《姚雪垠研究专集》第6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


  [6] [法]让·弗朗索斯·利奥塔:《后现代的条件》,武波译,韩少功、蒋子丹主编:《是明灯还是幻象》,第1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7] 高空蔚:《姚雪垠简介》,姚雪垠研究专集》第3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


  [8]姚雪垠:《向母校师生汇报》,《姚雪垠研究专集》第57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


  [9]姚雪垠:《我的道路》,原载《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转引自《姚雪垠研究专集》第46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


  [10]姚雪垠:《我的道路》,《姚雪垠研究专集》第46页。


  [11] 参见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译,韩少功、蒋子丹主编《是明灯还是幻想》第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12]姚雪垠:《我的道路》,《姚雪垠研究专集》第46页。


  [1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引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


  [14] 顾颉刚:《怀疑与学问》,《学问人生》(上),第3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其中“编者附注:此文于1934年由吴世昌代为草拟,顾颉刚改定。刊于中华书局高中《国文》教本。后收入1981年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语文组编的教改试用教材初中《语文》第四册。”


  [15]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54年新版引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9月。


  [16] 许建辉:《姚雪垠传》第3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


  [17] 姚雪垠:《与友人讨论〈李自成〉创作问题的书信四封·致朱光潜》,《姚雪垠研究专集》第340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8] 姚雪垠:《〈李自成〉·前言》,《李自成》第一卷上册,第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


  [19]姚海天:《〈李自成〉·后记》,《李自成》第五卷下册,第79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20] [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张京媛译。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61、1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


  [21] 1951年,姚雪垠离开上海回到河南,后调到武汉。他“准备写三部宏大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天京悲剧》、《大江流日夜》(写辛亥革命)……就是要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学事业作出贡献;并通过李自成、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历史悲剧,来说明一个真理,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只有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参见段景轩、李兴盛《成功者的足迹——姚雪垠访问漫记》,原载《黑龙江青年》1981年第4期。转引自《姚雪垠研究专集》第36、37页。


  [22] [英]A·吉登斯:《论社会学方法新规》,黄平译,《是明灯还是幻象》第4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23] 茅盾:《茅盾致姚雪垠(1974年12月23日)》,《茅盾姚雪垠谈艺录》第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6月。


  [24] 阿英:《阿英、吴晗、李文治谈〈李自成〉》,《姚雪垠研究专集》第526、527页,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该文有注释:阿英的话由姚雪垠的回忆文章中摘出。姚雪垠文中说,“阿英另外有一个重要意见,在同我谈话时他没有说;江晓天同志当时整理的阿英的这个意见摘抄于下”。同上,第526页。


  [25]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上册·前言》,《李自成》第一卷上册,第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


  [26] 美国电影《教父》第三集,影片的英文原文:“He who build on the people builds on mud.”“Power wears out those who don’t ha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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