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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精华文章:论唐宋词中的鹃声及其文化内涵

中国韵文学刊2018-06-13 05: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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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又名杜宇、望帝、子归、鶗鴃、雋周等,是中国文化中既富于神话色彩又贴近士人生活的鸟类。考察唐宋词中的鹃声,需从杜鹃的三个传说言起。

关于杜鹃的传说

关于杜鹃,有三个传说最著名——杜宇化鹃、杜鹃啼血和它“不如归去”的啼鸣。它们产生的时代不同,却相互影响,彼此呼应,将杜鹃“冤禽”、“怨鸟”的形象逐渐丰富。

首先,“杜宇化鹃”是杜鹃最早的传说。杜宇乃古蜀国君主,出身非凡。据《蜀王本纪》: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1](p211)

“从天堕”,杜宇出身非凡。《禽经》亦言“望帝杜宇者,盖天精也”[2](p683)。据载,蜀地在其先祖蚕丛、鱼凫开国时,“蜀民稀少”,到杜宇“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1](p211),说明杜宇颇有治国之才。在杜宇治国百年之际,蜀地来了位名叫“鳖灵”的男子: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1](p211)

鳖灵本是荆人,死后逆流而上,至郫后复生,被望帝任命为相,凿山治水,功绩颇大,后得蜀帝禅位。杜宇失国后,行踪成迷,或言“望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或云化为杜宇鸟,亦曰子规鸟,至春则啼,闻者凄恻焉” [2](683);或言杜宇因“淫其相妻”逃离蜀国,“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 [3](p263)又有言:“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嶲鸟,故蜀人闻子嶲鸣,皆起曰:‘是望帝也’。” [4](111)而对此最中和的解释,则是“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 [1](p212)。至此,杜鹃与望帝杜宇建立了联系。

文学中对“杜宇化鹃”歌咏始于南朝,秦汉时期鲜有提及。先秦诗歌中涉及到杜鹃的多关注其“暮春而鸣”的习性,如“恐鶗鴃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屈原《离骚》)。鶗鴃即杜鹃,常于暮春鸣叫。按王逸《楚辞章句》注曰:“言我恐鹈鴃以先春分鸣,使百草华英摧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喻谗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过也。”[5](p471)杜鹃此时,还不是蒙冤的国君,而是一只恶禽,象征诋毁“忠直之士”的佞臣。

直到南朝鲍照的《拟行路难》诗,才化用了“杜宇化鹃”的故事:

愁思忽而至,跨马出北门。带头四顾望,但见松柏园,荆棘郁蹲蹲。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飞走树间啄虫蚁,岂忆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怆恻不能言。[6](p58)

这里的杜鹃声音哀苦,羽毛憔悴,飞走树间以捕食虫蚁为生,哪里还有昔日蜀国天子的尊严?可见,杜宇化鹃的传说在南朝文学中已有所表现,其作为“冤禽”、“怨鸟”的形象逐渐丰满。

其次,“杜鹃啼血”是唐以后形成的文化共识[7](p65),与杜宇化鹃传说相关。杜鹃“状如雀鹞而色惨黑,赤口”[8](1756)。其“赤口”也引起了人们丰富的联想。或言:“雋周,瓯越间曰怨鸟。夜啼达旦,血渍草木。凡鸣皆北向也。”[2](p683)又“杜鹃,一名子规。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鸟,夜啼达旦,血渍草木” [9](p87);白居易亦有“杜鹃啼血猿哀鸣”(《琵琶行》)。而杜鹃“血渍草木”,也就成了杜鹃花的由来,如吴溶在其《送杜鹃花》言:“春红始谢又秋红,息国亡来入楚宫。应是蜀冤啼不尽,更凭颜色诉西风。

按戴伟华《唐诗中“杜鹃”内涵辨析》中的观点,“杜鹃啼血”是唐朝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文化共识,是人们从自然现象中触发的联想。笔者同意其观点,且认为“杜鹃啼血”乃“杜宇化鹃”传说衍生而来,理由如下:

杜鹃啼血,重在表现其“苦”,而自然界中,其鸣声并不凄苦。大自然还有一种布谷鸟,按鸟类学观点,它其实是杜鹃的一种,只是身形略大。《禽经》言其“仲春鹰所化也”,“生树穴中,不巢生”,“此鸟飞鸣于桑间,云五谷可布种”[2](p683)。其飞行类鹰、啼鸣“布谷布谷”、包括不自己营巢育雏等习性皆与杜鹃并无二致。然诗词中布谷鸟的鸣声却与杜鹃有本质区别,布谷催耕而杜鹃啼血,一乐一悲,界限分明。如非受蜀君杜宇传说影响,鹃声未必如此。

唐诗中,杜鹃啼血和杜宇化鹃的传说往往彼此交融。如“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李白《杜鹃》),“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事常区区”(杜甫《杜鹃行》),“杜宇冤亡积有时,年年啼血动人悲”(顾况《子规》)等。如果杜鹃啼血的传说是唐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文化共识,那么它很难避开“杜宇化鹃”故事。继杜鹃啼血后,杜鹃作为冤禽、怨鸟的形象也进一步丰富

最后,杜鹃“不如归去”的啼鸣是宋朝形成的文学共识。贾祖璋《鸟与文学》中言“杜鹃的鸣声,自来拟为‘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由‘不如归去’的哀怨情感,然后幻想出一个望帝出亡的故事,也属可能的事”[10](p52),然而唐以前的诗文中对鹃声的描摹不多,未拟为“不如归去”。

南朝宋鲍照《拟行路难》诗中,最早对鹃声有所表现,仅言其“声音哀苦鸣不息”(见前引)。唐代出现大量歌咏杜鹃的诗句,多立足杜鹃的前两个传说,对其声音描绘以“哀苦”、“不停不休”为主,如前引李白《杜鹃》之“一叫一回肠一断”,杜甫《杜鹃行》“其声哀痛口流血”等。

晚唐司空曙《杜鹃行》有“声音咽哕若有谓,号啼略与婴儿同”句,对鹃声直观描摹,称其“咽哕”、“若婴儿啼”,而“若有谓”说明其开始有意识探究鹃声的特别含义,但对“不如归去”尚未有联想。之后,刘禹锡《鶗鴂吟》言其“如何上春日,唧唧满庭飞”,则是延续屈原“鶗鴃”恶鸟之传统。直到贾岛《子规》诗:“游魂自相叫,宁复记前身”,言杜鹃叫声类“子规”,乃自呼其名也,似乎离“不如归去”稍近了。

而中唐以后,对“思归乐”鸟的题咏,则可看出杜鹃“不如归去”的拟定过程。元稹《思归乐》有“山中思归乐,尽作思归鸣。尔是此山鸟,安得失乡名。应缘此山路,自古离人征”句。又白居易《和思归乐》云:

山中不栖鸟,夜半声嘤嘤。似道思归乐,行人掩泣听。皆疑此山路,迁客多南征。忧愤气不散,结化为精灵。我谓此山鸟,本不因人生。人心自怀土,想作思归鸣……[11](p27)

指出当时的人以为思归乐是南征迁客忧愤之气所化,其鸣声类“思归”。而元稹的另一首诗《西州院》中有“墙上杜鹃鸟,又作思归鸣”句,将杜鹃与“思归”之鸣联系起来。后温庭筠《锦城曲》言:

蜀山攒黛留晴雪,簝笋蕨芽萦九折。江风吹巧剪霞绡,花上千枝杜鹃血。杜鹃飞入岩下丛,夜叫思归山月中。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怨魄未归芳草死,江头学种相思子。树成寄与望乡人,白帝荒城五千里。[12](p8)

“花上千枝杜鹃血”、“杜鹃飞入岩下丛,夜叫思归山月中”、“怨魄未归芳草死”等诗句,表明温庭筠已经将杜宇化鹃、杜鹃啼血、鹃鸣“思归”贯通,离拟定为“不如归去”仅有差一步。唐人那里鹃声“不如归去”的拟定,没有形成共识。而杜鹃“思归”之鸣,在晚唐仅元稹、温庭筠诗中有所提及,影响不大。

真正将“不如归去”视为杜鹃鸣声并在作品中大量题咏的,是宋人。北宋陶岳《零陵记》载:“思归鸟状如鸠而惨色,三月则鸣,其音云‘不如归去’。” [13](p683)这是关于“不如归去”拟声的最早记载,陶岳很可能受元、白影响,但他并未将思归鸟与杜鹃合二为一。

宋时“不如归去”还曾一度与布谷鸟之叫声“脱却破袴”混同,引起争论。先是苏轼《五禽言》(其二)写到布谷:

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不辞脱袴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14](p1046)

该诗末,苏轼自注“士人谓布谷为脱却破袴”。而对这“布谷声”,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子规”条有:

鲍彪《少陵诗谱论》引陈正敏曰:“飞鸟之族,所在名呼不同。有所谓脱了布袴。”东坡云北人呼为布谷,误矣。此鸟昼夜鸣。土人云:不能自营巢,寄巢生子。细详其声,乃是云不如归去,此正所谓子规也。今人往往认杜鹃为子规。杜鹃一名杜宇,子美亦言其寄巢生子,此盖禽鸟性有相类者。[15](p91)

他认为“脱了布袴”和“不如归去”只是方言差别造,其实都是子规鸟。并特别指出子规与杜鹃也不是同一种鸟。南宋袁文《瓮牖闲评》亦言“苏东坡诗云:‘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盖以布谷为‘脱却破袴’也。然脱却破袴乃是‘不如归去’,子规之鸟耳,非布谷也。”[16](p45)可见,“不如归去”具体是什么鸟之鸣声,在宋代还存在着争议。

有宋一代,尽管文人对布谷与子规、子规与杜鹃、杜鹃与思归乐的关系尚存疑虑,但诗词创作中已将子规、杜宇、杜鹃和“不如归去”视为一体了。如范仲淹诗《越上闻子规》言“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梅尧臣的诗《杜鹃》“蜀帝何年魄,千春化杜鹃。不如归去语,亦自古来传”,都将“不如归去”与杜鹃相连。此后欧阳修、晏几道、王令、赵鼎、陆游等多数诗人,在创作中皆将之视为一体。

可见,关于杜鹃的传说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它在中国文化中历经千年的历史,最终达成共识,即杜鹃乃蜀帝精魄所化,暮春时分彻夜啼鸣,血渍草木也不停息,而它的鸣声则是“不如归去”。与其他鸟啼相比,杜鹃的啼鸣往往无关爱情,它所关涉的是多是君臣、贤士、志士、斗士、征客等的凄凉心曲,浸染着浓郁的儒家文化色彩。


“鹃声”在唐宋词中的表现


由于杜鹃是儒家的文化鸟,连带鹃声也“厚重”起来,虽然其更适宜于诗文中抒写,在词中对鹃声的表现不如莺声多,但也有其特点。

首先,鹃声在唐宋词中最常见的表现是“催春”。这种写法源自《离骚》,词中淡了其作为“恶禽”的象征意义,代之以单纯的伤春之感。如“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爱莺声,怕鹃声,人自多情,春去自无情”(周密《江城子》)皆以怕听鹃抒写伤春之情。词中对鹃声的“怕”表现得极其细腻,不但怕听到鹃声,更怕听不到鹃声。如吴潜《喜迁莺》“只有思归魂梦,却怕杜鹃啼歇”,张炎《台城路》“只恐空山,近来无杜宇”,所谓“莺带春来,鹃唤春归”(方岳《沁园春·用梁权郡韵饯春》),鹃声虽是送春,但没了鹃声,这春天自然也是逝去了。此类词作剔除了传统意义上“恶禽”的象征意义,淡化了诗文中杜鹃其作为“冤禽怨鸟”的历史感,只是本真地表现听闻鹃声的直观感受。

词中鹃声往往与落花、暮雨、冷月相伴,这也让“厚重”的鹃声稍稍轻灵了些。王炎《蓦山溪·巢安寮毕工》“莺啼花谢,断送春归去。雨后听鹃声,恰似诉、留春不住。汪元量《满江红·吴山》“蝴蝶梦中千种恨,杜鹃声里三更月”,毛文锡《更漏子》“春夜阑,春恨切,花处子规啼月。人不见,梦难凭,红纱一点灯”等,与这些“软”意象结合,鹃声中的春感增强而政治寓意减弱。

其次,鹃声在词中也常表现“催归”,但其“归蜀”往往被词人外化为“归家”、“归隐”,其去国之“怨情”被淡化为离家、伤春之“苦情”,甚至离宦归隐之“乐情”。如辛弃疾《定风波》“杜鹃声苦不堪闻。却解啼教春小住”鹃声中的苦情交织着留春之深情。康与之《满江红·杜鹃》“正长堤杨柳,翠条堪折。镇日叮咛千百遍,只将一句频频说。道不如归去不如归,伤情切”鹃声中是有家归不得的无奈。而吴潜《谒金门·枕上闻鹃赋》“纱窗晓。杜宇数声声悄。真个不如归去好。天涯人已老”,倪偁的《蝶恋花》“枝上幽禽相对语。细听声声,道不如归去。只待小园成数亩。归来占尽山中趣”,杜鹃也像其它欢乐的鸟儿一样,歌唱归隐之乐。

最后,虽然受词体的轻灵软媚风格的限制,鹃声中“泣血催归”的怨愤之气有所淡化,但在个别作家,尤其是经历国破家亡的遗民词人那里,这种“怨气”表现得还是比较明显。如汪元量《满江红·和王昭仪韵》:

天上人家,醉王母、蟠桃春色。被午夜、漏声催箭,晓光侵阙。花覆千官鸾阁外,香浮九鼎龙楼侧。恨黑风、吹雨湿霓裳,歌声歇。 人去后,书应绝。肠断处,心难说。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事去空流东汴水,愁来不见西湖月。有谁知、海上泣婵娟,菱花缺。

王昭仪,本名王清惠,宋度宗昭仪。临安沦陷之时,她随三宫一起被俘往元都,途中作词《满江红》(太液芙蓉)一首,寄托家国之思、盛衰之感。其词情真意切,时人多有和作,汪元量就是其中之一。汪词上阕回忆繁华旧事,下阕言人去楼空,心事难说。而词中“满山啼血”的杜鹃,无疑就有杜宇失国的怨愤之气郁结其中。这是特殊时代的反应。其他词人则更多选择淡化这种怨气,如刘克庄《忆秦娥》“枝头杜宇啼成血。陌头杨柳吹成雪。吹成雪。淡烟微雨,江南三月”,将杜宇失国落魄之冤,淡化为三月春归凄楚之苦。

鹃声中文化内涵

杜鹃是儒家的文化鸟,其鸣声中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唐宋词中对其代表的地域文化、悲剧文化,及儒家的进取精神和隐逸情怀都有所表现。

首先,看地域文化,鹃声中有鲜明的蜀地意识和南方地域色彩,地域差异带来的各种感受词中有不同表现。

一、蜀地意识。杜鹃是望帝精魄所化,因此被称为“蜀魄”、“蜀鸟”,如杜荀鹤《闻子规》:“楚天空阔月成轮,蜀魄声声似告人。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雍陶《闻杜鹃》“蜀客春城闻蜀鸟,思归声引未归心”,这本身就是一种蜀地意识,它在离家的蜀人和在蜀的羁客身上,有不同的表现。

离家的蜀人往往会对鹃声历史感及其苦情作淡化处理,以鹃声抒发乐情。唐宋间以蜀为故乡的大诗人,以唐李白和宋苏轼最为著名。李白有《宣城见杜鹃花》“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抒思乡之情。苏轼《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关于该词,俞陛云评曰“诵其下阕四句,清狂自放,有‘万象宾客’之慨”[17](p208)。该词写山林游览,“醉眠芳草”,清晨醒来之时的美好情境。词人枕着绿杨桥栏小憩片刻,复被清晨的一声鹃鸣悠然唤醒,闲逸之态横生。以悲啼著称的杜鹃,在苏轼的词中也欢快放达起来。

对于在蜀的羁客,鹃声则往往让人想起杜宇的身世,从而关联起自身多重悲感。唐杜甫、司空曙、顾况、李商隐等皆有游历四川的经历,无不留下关于鹃声的诗句,如“杜宇冤亡积有时,年年啼血动人悲”(顾况《子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锦瑟》)等,在鹃声中寄托了自己无限哀思。词则如陆游的《鹊桥仙·夜闻杜鹃》: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关于该词,历来评论者皆赏其“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句,认为其“不唯句法曲折,而意亦更深”[18](p1559),“去国怀乡之感,触绪纷来。读之令人于邑” [19](p1875)。陆游入蜀前,一直在抗战前线——南郑(今陕西)作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僚,王炎调归朝廷后,陆游被迫离开前线,调任成都,其抗战北伐的梦想由此搁浅。此时于异地月夜闻鹃,触动了词人的漂泊之苦、羁旅之思、思乡之感和家国之恨。

而蜀地以外旅人的感受又有不同。如“若得归时我自归,何必闲言语”(陈瓘《卜算子》),“不解自宽,徒然相劝,我辈行藏君岂知”(陈人杰《沁园春·问杜鹃》)等,几无同情之心,更无共鸣之感,反有责难之意。

二、南方意识。《禽经》言“江介曰子规”,“蜀右名杜宇”,杜鹃的栖息范围已远远超过了蜀地,而人们在杜鹃的身上也寄寓了鲜明的“南方意识”。如邵伯温《闻见录》之“天津桥闻杜鹃”

嘉祐末,康节邵先生行洛阳天津桥,忽闻杜宇之声,叹曰:“北方无此物,异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乱天下者乎?”客曰:“闻杜鹃何以知此?”康节曰:“天下将治,地势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20](p684)

在宋人眼里,杜鹃是南方之禽,不当在北方出现。杜鹃飞到北方,是谓南方得地气之先,天下必将大乱。这种类似“江南人以文字乱天下”的见解,虽然缺乏科学根据,然杜鹃身上表现的鲜明的南北意识则是显而易见的。

唐宋词中,鹃声唤起的南北意识,在南渡爱国词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除了“不如归去”的苦啼,杜鹃还有一个习性,即“杜鹃鸣必向北”[8](p1756),这就与“鹧鸪”鸟刚好相反。鹧鸪被人称为“越鸟”,“江南无野狐,江北无鹧鸪” [21](442),鹧鸪飞不过长江,“其志怀南,不思北,其鸣呼飞‘但南不北’”[22](p4)。因此虽然“不如归去”与“行不得也,哥哥”(宋人拟鹧鸪声),表面看来都是劝归阻行的,但二者给人特别是“北人”的感触有很大差异。以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与《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为例:

菩萨蛮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江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贺新郎(仅录下阕)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关于《菩萨蛮》,有人认为“南渡之初,虏人追隆佑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自此起兴。‘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 [23](p13)又有人认为“诗人极力主张北伐,一心要为国杀敌立功的壮志与朝廷‘但南不北’(鹧鸪啼声)的国策发生了冲突,大志难酬,因此当他听到鹧鸪的叫声时便自然愁绪满怀,悲忿不已。” [24](p88)不论如何解释,鹧鸪的叫声,都与其“北伐”理想相反。《贺新郎》词在列举了苏武、李陵、荆轲等英雄的事迹后,言杜鹃之泣血长鸣。鹃声中非但有执着的战斗精神,还寄托了词人理想志愿。这与杜鹃“鸣必北向”习性息息相关。

其次,看悲剧文化,从“杜宇化鹃”的传说始,杜鹃已不再是自然的宠儿了,而是一个悲剧的文化符号。它一旦在诗词中开始悲啼,它随身附带帝王失国,进退失据,有家难归,泣血言归等经历,自然会感发人心。词中鹃声表现的悲剧文化主要集中在春归之悲、人生之悲、家国之悲及历史兴亡之悲等方面。

一、春归之悲。与其它意象相比,鹃声专为春归而啼。提起伤春,人们最先想是“落花”、“柳絮”等视觉意象,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曾经张扬地的绽放过、鲜嫩过、美丽过,只是随着春天的逝去凋零了。杜鹃则不同,杜鹃开始啼鸣时,春天已经走到了最后,正是“百紫千红过了春。杜鹃声苦不堪闻”(辛弃疾《定风波》),它甚至不知道春天已经归去,“杜宇不知春已过。枝头声越大”(佚名《谒金门》),从来没有见证过春天的到来,也不知道春天的悄然离去,又怎不让人不“愁落鹃声万里”(张炎《西子妆慢》)呢?

二、人生之悲。人生的悲剧很多,离别之悲、身世之感都是其重要内容。先看离别之悲。杜宇去国离家的苦恨,让鹃声蕴含了离别的伤感。有些地方甚至视杜鹃为不祥之鸟,言“初鸣先听其声者,主离别”[25](p154)鹃声中的伤别自有特点,其家别之思,占了绝大部分,且往往表现为离家难归的苦楚,而对临别场面的表现则相对较少。如“客中自被啼鹃恼。况落春归道”(刘辰翁《虞美人·客中送春》),漂泊在外的游子,听着杜鹃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苦劝,总会黯然神伤,正是“在家谁道不如归”(赵师侠《鹊桥仙》),“家山千里遥”(吴潜《谒金门·枕上闻杜鹃》)。

再看身世之感。传统士子漂泊沦落之辛酸,怀才不遇之痛楚,和前途未卜之迷茫在鹃声中,都有体现。早在易静《兵要望江南·占鸟其七》“城营内,忽见杜鹃来。应有负冤人未雪,佞臣谋间损贤才。天遣叫声哀”,对鹃声的占卜中就有贤才蒙冤之悲。鹃声中的身世之感也自有特点,它更多地指向未来,抒发一种进退失据,前途迷茫的人生之悲。如赵鼎《贺圣朝·道中闻子规》“凄然推枕,难寻新梦,忍听伊言语”,表现出对未来理想的迷茫。又如秦观《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该词作于绍圣四年春,秦观由郴州移横州编管途中,为郴州赠别之作。秦观身历元祐党祸,其迁客心事,羁旅之愁,失路之悲,都一一蕴含词中。“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句,“‘孤馆’点出旅愁,馆已孤矣,‘春寒’又从而‘闭’之,凄苦之境,亦‘君门九重’之叹,于是只闻‘杜鹃’之声,而于其声中,又俄而‘斜阳’焉,饿而‘暮’焉,则日坐愁城可知,不必写情而情自见矣。”[26](p91)杜鹃不如归去”的悲鸣,本就指向未来,而词人却未来难卜,前途迷茫,其身世之悲中暗含末路之叹,悲剧意味更加深沉。

三、家国之悲与兴亡之感。杜鹃本就是失国君主精魂所化,鹃声中寄托国破家亡之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宋朝经历了两次“亡国”之难,鹃声成为词人抒发幽愤的重要凭借。如前引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汪元量《满江红·和王昭仪韵》“更那堪杜宇,满山啼血”,国破家亡之际,词人借杜鹃那“泣血”的悲鸣,更能抒发内心的悲愤。

鹃声也引起了词人深重的历史兴衰之感,这在宋遗民词人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兹以刘辰翁《金缕曲·闻杜鹃》词为例,略作分析。

少日都门路。听长亭、青山落日,不如归去。十八年间来往断,白首人间今古。又惊绝、五更一句。道是流离蜀天子,甚当初、一似吴儿语。臣再拜,泪如雨。 画堂客馆真无数。记画桥、黄竹歌声,桃花前度。风雨断魂苏季子,春梦家山何处。谁不愿、封侯万户。寂寞江上南轮四角,问长安、道上无人住。啼尽血,向谁诉。

该词是刘辰翁是对其子刘将孙《摸鱼儿·甲申客路闻鹃》词的同韵和作,然其以诗笔入词,政治感、历史感、沧桑感皆较前作不可等量齐观。其“流离蜀天子,甚当初、一似吴儿语”,不仅哀伤杜鹃之流落,且对其轻易让国表示谴责,饱含政治之思。“陈再拜,泪如雨”用杜甫《杜鹃行》“我见常再拜”、“泪下如迸泉”句,意把杜鹃当成被俘之宋恭帝,遥遥相拜,以尽君臣之礼,尽显对故国故朝的怀念与忠贞。结篇以“啼尽血,向谁诉”言亡国之痛无处可说。其情感厚度与诗文相比也毫不逊色。其哀痛之中,严守君臣之度,忠贞之情。在哀怨故国之亡的同时,感怀南宋故君,可谓“怨而不怒”,这都是传统儒家文化在杜鹃身上的表现。与刘将孙相比,刘辰翁经历了宋的繁华与中兴,也曾经壮心如许,希望北伐复国。词下片“记画桥、黄竹歌声,桃花前度。风雨断魂苏季子,春梦家山何处。谁不愿、封侯万户”,皆有昔盛今衰及词人壮志凌云的影子,词作情感之厚度较前篇大有提升。

再次,看其进取精神和隐逸情怀。作为儒家的文化鸟,鹃声中也不全是“悲感”,有时也蕴含着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27](p158)的进取精神及“穷则独善其身”[28](p351)的隐逸情怀。如陈人杰《沁园春·问杜鹃》:

为问杜鹃,抵死催归,汝胡不归。似辽东白鹤,尚寻华表,海中玄鸟,犹记乌衣。吴蜀非遥,羽毛自好,合趁东风飞向西。何为者,却身羁荒树,血洒芳枝。 兴亡常事休悲。算人世荣华都几时。看锦江好在,卧龙已矣,玉山无恙,跃马何之。不解自宽,徒然相劝,我辈行藏君岂知。闽山路,待封侯事了,归去非迟。

该词写杜鹃的身世,但已跳出历史兴亡之感,并反观历史,关注现实理想。其“兴亡常事休悲。算人世荣华都几时”不仅不被鹃声影响,反有劝鹃之感。

杜鹃“不如归去”的苦劝,有时还暗含词人的隐逸之思。辛弃疾的另一首词《御街行·山中问盛复之提干行期》“山城甲子冥冥雨。门外青泥路。杜鹃只是等闲啼,莫被他催归去”,就对朋友谆谆劝诱,“要好好为官”,别被那杜鹃劝归了去。这里的“归”,显然是指归隐。又如洪咨夔《沁园春·次黄宰韵》“归去来兮,杜宇声声,道不如归。正新烟百五,雨留酒病,落红一尺,风妒花期”。这种归隐之思,多在儒家入世思想碰壁后产生,受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影响。

综上,杜鹃用它苦涩的嗓音,呼唤了千年。杜鹃的传说,杜鹃的精神,深深地融汇入民族文化当中。鹃啼,也成为最有文化代表的鸟啼声。在“轻灵短小”的词中,鹃声有特殊表现,其所代表的文化力量也增强了词体的情感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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