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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姥爷的家族史(一)

苦口甘口2018-09-13 21:09:11

直到去年姥爷去世,我觉得我从没有了解过姥爷,只知道他是个将军,参加过解放战争,他的生平还是我从讣告里才知道,这是一辈子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18年清明节,北京刚下完一场大雪,把我二姥爷(我姥爷的弟弟)写的回忆录第一章发在这里,借以思念我的姥爷。

1961年9月摄于五台县下红表村老家的院子里

由右至左,第一排:翠兰、爷爷、刘旋、奶奶、刘钢、春生;第二排:刘梅(我妈)、美兰、刘冰;第三排:平生(我姥爷)、素珍(我姥姥)、秀兰、唐仙、效贞、唐生


刘岩(唐生)自述

2017年2月9日,是我的胞兄刘政(平生)在青岛安葬的日子,我写了一首七律《胞兄入土为安祭》,概括了兄弟俩人一生的经历和生死别离的悲痛心情。

平生唐生外地生,随父飘泊回乡穷。

八年敌后抗日本,迎战老蒋齐当兵。

艰苦奋斗献终身,一户走出两将军。

痛失亲兄泪双涌,遥望东海送一程。

这56个字概括的具体内容,除了我们兄弟两人明白外,其它人不一定完全清楚。比如“外地生”,外地是哪里、为什么生在外地?“回乡穷”,穷到什么程度,对我们的成长有何影响?“抗日本”,小小年纪用什么方法去抵抗日本的侵略?“献终身”,对革命事业是怎样做出一生贡献的?等等。这些情况,孩子们建议我用文字形式记载下来,给亲朋好友和后人留个纪念。

我虽然具有研究员的正高职称,担任过本院的研究生导师和西安政治学院的兼职教授,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发表和撰写过几百件学术论文、科研报告和大型辞书条目,但是从来没有为他人和自己书写过自传体的文稿,也从未涉猎过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些“干巴巴”的论述或说明性的文章。所以写我自己的经历,也只能以漫谈的形式,沿着历史的脉络,将一生中有关的主要情况,用大白话记述下来。

第一章 我的家乡和刘氏家族的基本情况

我的老家在山西省五台县,叫做下红表村的一个百户人家小山庄。据善文村“延庆寺”宋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石幢刻文,当时本村名为“洪标村”;清嘉庆年间名为“红彪村”;后演变为“红表村”。因红表村分为相距一公里的两处,按所处地理位置本村名为下红表村。全村以刘姓人家居多,村民靠种植粗粮和少量梨果树为生。

下红表村在元朝元统年间,曾经出过两名刘姓进士,在以后的600年间,默默无闻,再无出色记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下红表村成为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点村落,积蓄下大量“红色文化”资源:共产党最早在本村建立了党支部,秘密发展党员;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组建了武委会、自卫队等基层武装组织;民主选举了抗日村政权。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苦斗争及创业中,下红表村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一切任务,遗留下大量的“红色资源”。①为革命牺牲了十来名烈士;②为党培养输送了大批革命和建设骨干:计有少将两名、厅师级干部十余名、县团级干部二十余名、科营级以下干部三十余名,占全村历史平均人口的15%;③下红表村是八路军经常驻防之地,可以形容为“家家驻过兵,户户是军营”;④1943年9月,河北区队歼灭日军一个小队的战斗,区队长曾美的指挥所设在本村“寨背后”;⑤下红表村还是许多革命机构的旧址:山代崞办事处、代县敌工部、河北区队被服厂、崞代县手榴弹制造厂、军需粮库等机构,先后选址于本村;⑥地道文物遗迹:解放战争初期,本村被上级确定为对敌斗争的核心村庄,挖掘了全村四通八达的地道,作为对敌斗争的预设战场。虽因解放战争的胜利而未曾使用,但它已成为红色的地下文物遗迹,将世代留存。

以上是我目睹革命的“村史”实际,下面概述我的“家史”。我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只见过他的三弟、我的三爷爷刘志泽。

第一节 刘氏近几代的家谱

我这一系统的刘家,为了尊祖敬宗,本来建立有一幅比电影频幕小一些的用粗布缝制的家谱挂图,
本地俗称其为“茔”,每逢春节的大年初一,茔内后代的刘家男女老少,天亮后首先要集中在茔前进行
祭拜;茔内家族谁家办庆贺喜事,如娶媳妇,就将茔拿去悬挂在庆贺场地,以示敬仰。使用完毕,用
户负责收藏,直到下一家使用时再转移保管户主。谁家里的男性成员过世了,由本户子女在茔的相应
位置,依次添加上其名字,代代传承,形成制度。但是,文革期间,受极左思潮影响,以茔中有地主
富农为由,便荒唐地一把火烧掉了。文革结束后,原茔内的刘氏家族,凭记忆和祖宗坟墓前小石头上
的刻记,千方百计将其恢复起来。这个家谱只是下红表村刘氏家族中的一个分支,仅上溯到我这一辈
(第八辈)以上的七代祖先。下面是自下而上各辈先祖,及其后代的名字:

上一辈:父亲刘尚文(刘敦五)。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自育(不包括过继出去者)三子:平生、唐生、春生。老大官清,育有二子:同和有和。老二尚清,育有三子:共和宪和三小

上两辈:爷爷刘志修。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老大志仁,育有一子正清,孙辈二人→致同钢同,七七事变前迁往内蒙,日冦侵华后失去联系。老二少亡。老三志泽,育有二子:大子→凤鸣,孙辈一人→安同;二子→一鸣,孙辈一人→保同

上三辈:老爷爷刘士俊。兄弟二人,他排行老大。老二士杰,其后三代为:子银和→孙正中→重孙俊生

上四辈:宗祖刘秉哲。兄弟二人,他排行老大;老二秉清,无后代记载。

上五辈:宗祖刘大昇。独生子。

上六辈:宗祖刘世恒。兄弟二人,他排行老二;老大世元,无后代记载。

上七辈:宗祖刘洪业。有无兄弟,无记载。

我的祖坟在村西约一华里外,叫做“南围里”的一片丘陵地带。1946年,我父亲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决定另找墓地。我家原有的几块土地都不适合做墓地,土地改革时,村里分给我家的8亩地中的一块(一亩二分)土地,近山临沟,附近无墓葬,比较清静,我父亲感觉较为合适,便请风水先生郭家寨村的郭连成到现地察看,他认为此地风水不错,遂决定将我爷爷和两个奶奶的合葬遗骨,从南围里迁到这里。迁移时需要用小棺材装遗骨,但家里无钱购买,我便用铁丝把高粮楷杆穿起来,折成棺材形状,外面糊上红纸,没花几元钱就解决了三口小棺材的问题,受到乡亲们的称赞。我父母亲去世后,理所当然地也就埋葬在了爷爷奶奶墓的旁边。

1996年,我家过继出去的三个弟弟,其养父母均已先后过世,没有了生父母与养父母之间的纠葛,他们都愿意用立碑的形式,来确认与生身父母的血缘关系。这一动义得到全家上下的一致赞同,大家一起动手,很快完成了准备工作。1996年4月4日清明节,举行了墓碑落成及祭祀仪式。老大平生主祭并宣读祭文如下:

先父刘敦五,生于l9O1年(光绪二十七年)7月29日,卒于l972年8月5日,先母生于l9l1年(宣统三年)7月7日,卒予l981年lO月24日,皆享年古稀。然而,二老谢世之时,儿孙未能齐聚门庭,扶棂送终,每念及此,无不深感愧怍,哀思万千。如今,后辈已繁衍三代,儿孙满堂,绕膝成群,在此人丁兴旺,春色满园之大好时光,特择丙子清明祭祀吉日,为二老竖碑流芳,以告慰先灵,激励后人。

父母生长在清末民初,于二十年代末喜结良缘。其时,正直国家危亡、生灵涂炭之際,先父以忧国忧民之志,投笔从戌,惜于三十年代初受伤致残,退伍到铁路系统谋职为生,“七·七事变”后回归故里,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工作。先母亦曾参加村抗日救国妇女联合会工作,组织妇女拥军优抗,支援前线。两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清廉明洁,爱憎分明,乐善好施,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母亲自小丧母,家境艰难,婚后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茹苦含辛,劳瘁筋骨,表现出勤劳节俭,舍已为家的美德。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二老为了帮助本族或乡亲传宗接代、继承祖业,先后将自己的三个骨肉无私地奉献与他人,而三人也不负养父母的抚养之恩,在世孝敬,临老送终,尽到了各自应尽的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往昔旧世俗的影响逐渐消失,根据大家的意愿,我们兄弟姐妹全体,首次齐聚二老墓前,共同祭奠生身父母。二老在地府目睹此情此景,定会欣喜宽慰,含笑于九泉。谨此赋诗一首,以寄缅怀之情:

祭祀不闻亲教诲,情怀仍忆旧音容。

英灵早作蓬莱客,德范犹熏故乡人。

高山巍巍千秋在,浩气荡荡万古存。

同胞手足情似海,伯歌季舞百福臻。

第二节 我父亲的一生

我的爷爷靠种地为生,勤劳节俭,日子过的比较宽裕,有条件供一个孩子上学。我父亲便被送入学堂读书,1920年初中学毕业后,去七八里外的上金山村小学教书。他从小由父母包办订了娃娃亲,女方不识字,缠小脚,父亲很不如意。

为了逃避婚姻,1925年秋,他投笔从戎,跑到太原报考了阎锡山部队的“机炮教练所”学习。三个月后将该所编为步兵第二十六团,他担任了连队的文上士,半年后改任庶务上士,1927年晋升为军官,当了排长,1928年7月升任为连长。部队在大同驻防时,父亲写了一张《休书》,将家中的妻子休掉,花100元大洋,娶了我的母亲史金梅另组家庭。我的姥爷史汉卿,我三、四岁时在轩岗见过,但以后已经淡忘。1953年我有一次去北京,绕道大同专门看了看他。他住在大同市东大街史家胡同32号,他根本认不出我来,我中午在一个比较讲究的饭馆请他吃了一顿饭。

1930年1月,阎锡山看到蒋介石先后剪除异已,料想自身难免,于是举起反蒋旗帜。平津等地反蒋派系拥阎反蒋,阎又进一步联合西北军冯玉祥和桂军李宗仁等,发出反蒋通电,阎锡山被拥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阎锡山“倒蒋”的决心,在1929年就已下定,故其大同驻军在他正式发布通电以前,就于1929年进驻北平。我父亲带领的连队,开始驻在颐和园北边的大有庄,后来搬到旃檀寺内,巻属住在旃檀寺外西边的民宅院里。1929年12月11日(农历11月12日),我的兄长出生,故名平生。

1931年4月,蒋阎冯中原大战开始,阎军打到山东,我父亲在潍坊的一次战斗中,右上臂被蒋介石军队的炮弹击伤,医治无方,导致整条右臂失去劳作功能,成为“殘废”。我父亲“既因残废,又觉得为军阀家卖命太没价值,所以硬请假离开军队”(1966年元月11日父亲给我信中的原话),回到太原。

1932年1月,父母亲带着我兄回到太原后,在半坡街租房居住,还摆过一段小摊补助生活开销。30年后,我母亲在太原偶然遇到当年一块摆摊的一位五台老乡。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我从洛阳送我母亲回五台,路过太原转车时,在南市街58号我岳父母租住的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母亲在院子的大门内,看到一位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出摊的老年人,她立即开口叫他的名字。那人愣了一下,很快吃惊地辩认出了我妈。两人简单地攀谈了一阵,他从所卖的物件中,挑了两样东西送给我妈作纪念。我妈告诉我,白富宝也是五台人,我和你爹从北京回到太原后,跟他住在一个院子里,一起摆过小摊。他人老了,模样没有变化。

1933年12月,北同蒲铁路开工建设。1934年6月,有一位住在半坡街、经常与我父亲一块打牌、聊天的五台老乡——郭家寨村郭庭兰,对我父亲说,阎锡山请他出任北同浦铁路总工程师,他约我父亲也去担任总材料师(我父说他担任的是“材料组的火药收发员”),月薪几十元大洋。当时铁路已经修到原平,我父亲便携带全家到原平报到,住在原平镇以南5里路的唐林岗村。不久,随着铁路的延伸,全家搬到崞县轩岗镇。在轩岗期间,我已有模糊记忆,有的大事还能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我的两个妹妹出生。第一个妹妹出生在1934年春节的除夕(阳历1935年3月2日)。腊月30日天黑后,全家在室内等着午夜点燃院子里已经用炭块垒好的“旺火”。但是未到子时,我父亲就让我们兄弟俩到院子里去躲避,说他要在室内为母亲接生。孩子出生后,把我俩叫回去,十分高兴地说,你妈给你们生了个妹妹。她就是现生活在五台县阳白乡天池沟村的刘唐仙。过了两年左右,第二个妹妹出生,当即送给轩岗镇的耶稣教福音堂抚养。不久七·七事变发生,我们全家离开轩岗镇回到老家,解放后我母亲曾托人去打听,没有找到。

我父亲的前妻,尽管没有感情,但婚后还是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刘玉春儿。成年后嫁给智家庄村智贵文,生有一个小儿麻痹症的女儿。1946年,她因男女关系问题被民兵抓捕,送到区公所关押等待处理。当时我父亲当副区长,玉春儿觉得无脸见自己的父亲,便在被关押的房子里自杀身亡。

七·七事变后,日冦沿着平汉、平绥线路,向我华北腹地长驱直入。由张家口进攻山西的部队,9月3日开始围攻天镇郊区阎锡山守军,9月6日天镇失守, 9月8日阳高陷落,9月13日大同弃守。阎锡山的晋北公职人员纷纷自行向南逃散,我父亲决定回老家。在街上找到两家去轩岗卖梨的五台县金山村人,谈好价钱,等他们把梨卖完就走。轩岗离下红表村170华里,途中走了两天。我记得我们进村时,天气已黑,但是月亮很亮,据此判断已经接近阴历八月十五了(当年八月十五是阳历9月19日)。我们回家不几天,村子前面的乡村土路上,出现由南向北的“过兵”场面,部队穿着灰色军服,背着斗笠,村里的男人和孩子们纷纷跑到路边看热闹。不时有干部模样的军人,从队伍中出来向老乡们讲话,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事后从军史资料查看,这支部队是三五九旅副旅长王震率领的七一七团,9月21日奉命由原平开赴五台豆村集结,经过下红表村的时间应为9月22或23日(阴历八月十八~十九日)。

我们回到老家的经济状况。爷爷在世时,大儿子官清系前妻所生,成家后另立门户;爷爷去世后,所有家产由老二尚清经管。不久他染上赌博和吸毒的恶习,把爷爷留下的50多亩土地逐渐卖光,依靠贩卖毒品赚点小钱勉强糊口。我奶奶基本上依靠两个女婿卫正元和闺女随清儿、孟存良和闺女媚清儿生活。其中大女儿随清(我叫大姑姑)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的母亲。我父亲对败家子的兄长无可奈何,只好用自己的积蓄,从1931年至1937年,先后分五批购买了38亩土地,请朋友佃种。我们回到老家后,对这些土地也无法自耕,一是父亲残疾,从小没有种过地;二是我们兄弟年幼,无劳动能力;三是没有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只好请人佃种或半种,收成四六或对半分配。土地由于佃种者长期淺耕薄种,导致土薄地瘦,产量极低,我家每年分不到两石(每石400斤)口粮,根本不够食用。所以我们兄弟俩人,经常被母亲打发到两个姑姑家去“均嘴”(蹭饭吃)。为此,从1941年开始,分三次卖了16亩土地。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是,1942年全家断绝了口粮,不得不把村子南边附近比较平整的一块九亩土地,以一石半小米(600斤)卖给邻村富户。公社化后,全村土地连片耕种,这九亩村边的土地,却成了外村的“飞地”,影响了全村对土地的统一规划管理。

我父亲参加革命工作简况

1937年9月,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朱德、彭德怀率领的八路军总部,驻在五台县南茹村,9月25日晨7时,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织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五台各村旋即成立各种群众抗日团体,我父亲积极响应,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越南人洪水,被总部派往五台县东冶镇发动群众,他后来兼任了中共五台四区区委书记,我父亲曾做过洪水“北沟联络员”(下红表村在东冶北沟)的工作。

1941年脱产参加代县六区(为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我村所在的五台十四区全部划为代县六区)基干游击队担任文书1942年初升任代县基游队文书,颇受政委高凡的器重(高凡于1943年牺牲,后将其牺牲地代县寨里村更名为高凡村)。1942年8月日寇在本区探头修筑炮楼建立伪政权改任代县县委敌工部长的高秘密派谴我父亲出任探头炮台总村长(俗称维持会长)他忍辱负重“汉奸的黑锅冒着随时被敌发现杀头的风险进行党的地下工作在此期间解救和保护了不少被敌抓捕或企图抓捕的干部群众1943年秋因父亲提供的情报准确河北区队在上下红表之间设伏歼灭“会哨返回之敌一个小队是年11月,父亲听到高凡已牺牲的消息失去了秘密领导,同时日本人怀疑他“通共”,便不顾一切地逃出虎穴被分配到崞代县(此时代县和崞县的各一部分合并组成“崞代县”)九区公所,任粮秣助理员1945年,升任副区长1948年,父亲调五台七区搞土地改革工作秋季因重病回家休养久治不愈,申请辞职之后,在村里担任支部书记,领导全村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等项工作。

1945年经过党对他长达八年抗战的严格考验经地委批准,吸收为中共党员。我父亲对自己家庭的经济贫困并不在意,但对民族气节的坚持恰十分坚定。在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那些日子里,他坚定民族气节,远远地躲避日冠和顽固势力的诱惑。1941年,他不顾自己肢体残疾,带领我们兄弟二人,在距村子二里远的一个叫做“南嘴里”的深沟里,硬是用镢头一寸一寸地挖出一套双孔大窰洞,一孔是进窰的门庭和廊道,横穿过去是一孔居室,有地、灶台、土炕和窗户。每天晚间离开村庄,秘密地到那里就寝,躲过了好几次敌顽队伍对村庄的偷袭。

我母亲回村后,积极参加杭日活动。她有点文化,当选为村妇救会主任,领导全村妇女做军鞋、缝军衣、协助临时驻军解决一些生活小事,1943年加入共产党,成为村里少数妇女党员之一。

我父亲对自己有个革命家庭,感到十分自豪。1956年春节,他亲笔自撰了一副春联,贴在住室的门上。上联为:全家老幼七口人;下联为:四男三女闹革命;横批为:革命之家。


第三节  我的童年

关于我的出生地和乳名的由来。听我母亲说过,我们曾经在崞县原平市唐林岗村住过,因此有人便认为我之所以叫唐生,与唐林岗有关。我也一直人云亦云地以为,我的出生地就是原平市唐林岗村,2000年8月1日,我还专门去唐林岗村看了看,在村委会的标牌前留影纪念。现在从官方出版的历史材料看,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北同浦铁路还没有开工,我父亲还没有到铁路部门工作,当然也就不存在去唐村岗村居住和生活的可能。

我出生于1932年1月18日(阴历1931年12月11日),是确切无误的,但出生的地址,按我父亲的履历推算,应该是在太原市半坡街。那么出生在太原,为什么叫“唐生”呢?我父亲没有告诉过我,大概也没有向其他人作过解释,因而老家就有人与唐林岗去挂钩了。

我现在分析,我以“唐”命名,与太原的历史有关。我父亲是读书人,教师出身,懂得历史。太原最大的历史价值是,唐朝的建立与此地有关。公元617年,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从太原起兵攻取长安,灭随建唐,成为唐王朝的建立者,即“唐高祖”。我父亲大概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用“唐”字为我命名。这可由我三弟的命名证实:过了一年多,1933年4月,我的三弟也在太原出生,我父亲用太原的简称“并”为他起名“并生”,然后过继给我的叔伯父。老家人认为并与“病”谐音,不够吉利,遂改名为俊生。可见,我父亲对我的名字命名,所考虑的因素,远比太原地名的意义还要深刻。所以,除了我判断的这个原因外,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件“唐”字能够与太原挂钩的事情。直到1935年,我父亲对这个“唐”字仍念念不忘,为我妹妹取名“唐仙”。

1945年末或1946年初,父亲鉴于我兄即将参加工作,便为我俩起了“字”名,我兄的字为“刘政”,我的字为“刘军”。政军两字,均来源于国共《双十协定》的12项协定中两项条款的首字:“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我兄参加工作时,没有熟人随同,当即使用了刘政的名字;我离开村庄去高小、从高小到县委、从县委到分区,周围都有熟人,叫惯了的名字不便改口。以后,经常有年轻人以“唐僧取经”进行取笑,促使我产生了改换名字的念头,但机会难得。1979年12月,乘由军委办事组转到总政治部工作的机会,我向住在同一宾馆的新总政领导人写更名报告,获得批准。当时“军队国家化”的提法已不合时宜,强调的是军队受党的绝对领导。因而不得不避开“军”字,选用了“岩”字。岩的含义有二:一是我生长在五台山区,山里都是石头,表示我没有忘本;二是我的性格如同山里的石头,坚硬而有棱角,不喜欢圆滑处世。事后父亲来信问我,新名字是谁给改的?我回信说是我自己改的。现在我后悔当时没有向他解释,为什么未用他为我命名的“军”字。

我随父母离开太原,到北同浦铁路生活的几年情况,在第二节中已经提及。这里主要将我七·七事变回到老家后的一些主要情况,加以概述。

首先是家务劳动。在我七八岁、我兄十来岁的时候,就担负起家里的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活儿,经常干的事情是三件:一是打水,二是拾糞,三是打柴。

打水——解决全家用水问题。村子里的唯一水源,是深达36米的水井,取水首先是用一根很粗的“井绳”,把水桶吊下去,待水桶灌满水后,再用“辘辘”一圈一圈地把水桶“挍”上来,然后兄弟两人用木杠将水桶抬回家,倒入水缸。

拾糞——解决种地的肥料问题。积肥的意义,除了为农作物施肥,使之产量高一点以外,还关系到土地是请人“佃种”还是“半种”的问题。提供肥料是“佃种”的一个条件,收成可以四/六分配,否则只能是“半种”,收成对半分。为了能拾到驴、羊、狗等动物在户外所排泄的糞便,兄弟两每天早晨就得赶在别人前面出去,到处寻找,争取尽量多一点收获。冬天下雪,两手冻得发紫,也不停息。

打柴——解决做饭和取暖问题。开始我们年岁较小,只能到村外刨拾农作物的根茎和野草,年岁稍大一点后,则是跟着大人到五里以外的大山上,刨割小木本野生植物。再就是,我兄十四、五岁时,冬季跟着大人到往返三天路程的煤窑去“驮炭”。那里煤炭便宜,按毛驴收费,花外地约十分之一左右的钱,就可买“一驮”炭,不称份量,毛驴能驮多少装多少;人背免费,只要你背得动,背多少都可以。我家没有毛驴,就与有毛驴的户主合作,炭驮回来后对半分成,我兄个人背的归已。农村对“驮炭”有个规矩,就是“接炭”,即驮炭者第三天返回时,必须有人到约十里左右的固定地点去接。这个差事就落在了我的身上,每次我兄驮回炭来,都是我和其他家的“接炭”者,相约一起去接。大约3、40斤重的煤炭,背十来里路回来是比较累的。

年岁稍大一点后耕种少量土地。1940年,我家的院子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传染病——伤寒,二伯父在家的四口人(二伯母和她的两儿一女),在约半个月内全部死亡;我们家除我父亲外,其余四人无一幸免地都病倒在炕上。这场传染病完全结束以后,全家获得了新生,便想办法改善自己的处境。其中之一就是自力更生,自己种植一块土地。于是,从1941年(我兄12岁我10岁)开始,将离村最近的三亩土地留下,自己耕种。没有牲畜和犁耙,就用镢头一点一点地刨土翻地,一粒一粒地下种点播,使家庭收入略有所增。                                                                                                                                                                                                                                            

参加儿童团和清算斗争。1937年9月开始,我们村与其他村一样,就有八路军的抗日工作人员,来村里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墙上刷抗日标语,教唱抗日歌曲,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如工人抗日救国会(称简“工救会”下同)、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儿童团规定七岁以上少年参加,我当时按农历和虚岁计算,也认为够了年龄,跟着我兄长一起参加了儿童团,进行站岗放哨、查路条等活动。大约1940年以后,曾以区为单位,每年“七·七”、“9·18”等纪念日,组织各村儿童团进行歌咏、抗日演讲、时事测验等比赛活动,我们兄弟俩是其中的骨干成员。1944年春节,为庆祝日军从红表地区的“探头村”和“南头村”两处炮楼撤退,村里组织了“高”演出队,到附近各村去表演十几场,我记得在演出时唱的一首歌中,有“打罢一年又一年,迎来1944年”的词句。

利用小孩不易被敌特注意的身份,帮助我党工作人员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1942年日本人在探头村修建炮楼时,我兄奉旨去察看过有什么本地人充当工头,虐待民工。有一次日军突然袭击本村,危急关头我兄带领我党工作人员,翻墙越沟,转移到野外的安全地带,等等。

19465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指示”。我们村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算斗争”,就是斗地主,没收其浮财和土地,分给缺地和少地的农民。我在上高小前和辍学回村期间,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斗争。主要任务是用铁皮捲成的喇叭筒,上到村子里最高的房顶上,高声向村民广播与清算斗争有关的事情,以及时事新闻等。

艰辛而漫长的求学道路。这是我童年时期最深刻的记忆。我从轩岗回到下红表村时,村里有一所五间瓦房的小学,好像新盖不久。当时许多村子里的学校大都是由庙宇改建而成,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阎锡山,灰拾翻,扳倒神像做学堂。”1938年初,我进入这所小学,开始接受文化教育。但该年秋天,日军侵占五台后,兵荒马乱,加上连年灾荒,财政拮据,民不聊生,不久校舍又被日寇烧毁,学校时办时停,难以进行正常教学。我估计,我断断续续在小学读书的时间,累计起来大约为两年多一点。我年岁稍大点后,因家庭生活困难,缺乏劳力,即使学校开办,也不能入学,有时在街上听到校内朗朗书声,暗自伤心落泪。幸好家里有一本64开大的《学生字典》,我便蒙发了用“读字典”的方法来识字。《学生字典》中的每个字,都是用ㄅㄆㄇㄈㄉ等注音字母注释。我求教小学老师,认识了40个这种拼音字母,学会了使用方法,然后就逐页地阅读,了解每个字的读音和含义,其中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字,记得最牢实,为以后的入学读书打下很好的基础。

学习的时间,是利用劳作的“业余”机会。例如,平时的茶余饭后,夏天大人们的“息晌”时间,种地除草等田间劳动中间,大人们在地头抽烟休息时,我就把装在口袋里的小字典,掏出来阅读。

在辍学期间,我还自学了小学全部算术课程。那时乡间流传一种《运用四则》算术教材,我在我兄长的带动下,将这部书中的演算则例全部学会。还向村里的管账先生,学习珠算,背会了加减乘除口诀,等等一些基础文化知识。

1946年1月,我兄离家参加革命。当年秋后,担任副区长的父亲,按政策可以有一名子弟享受公费读书的待遇(所谓公费就是管吃饭),于是我便进入区办高小学习。入校后我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成绩突出。从其间发生的三件事情可见一斑。

一是跳级。入学后,按照我累计的上小学时间约二年多计算,编入三班(四年级),上了几堂课后,老师发现我对初小四年级的课程全部熟悉,便让我升到了二班,即高小五年级就读。

二是意外地被选为学生会主席。1947年初(春节前),高小一班毕业,二班升为六年级,原来的学生会需要重新选举。学校领导研究内定,入学时间较久的智昭隆担任学生会主席,我担任副主席兼生产股长。选举那天,我去东冶镇为校办合作社进货,下午回来选举已经结束。校长王正斋通知我说,在上午的选举中,你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但是生产股的工作你还得兼管。就这样,我既抓全校学生会的工作,又要经管合作社的工作,有一段时间,我干脆搬到了合作社的门市部去住宿,便于监督每天轮流站柜台的学生结账。

三是老师请我讲算术。1947年夏季的一天,校长把我叫到老师的办公室内,拿出一张抄有四则运算题的纸张,摆在桌子上说,这道题比较复杂,你看应该怎样列运算题?我详细看了两遍题目后,经过一番思考,使用了小、中、大三层括号,列出了解题式子。经过一层一层的运算,最后得出的等数,与答案完全一致。老师们很高兴,拍打着我的肩膀表示谢意。其实,在此前算术老师就知道我的数学水平,每次他在黑板上写算术试题时,都是他抄写后还没有讲解完毕,我就把算题在石板上算了出来,待他扔掉粉笔讲解一结束,我就把运算完毕的石板递了上去。为此,老师经常要我给低年级的各班,代教算术课。

参加白求恩医院护理伤员。1947年9月18日,我兾晋军区一纵队第一旅,在山西省定襄县智村全歼阎锡山守军1500余人,生俘1045人,缴获大批枪炮弹药。自己也伤亡较大,伤员5、6百人,送到五台石村,由白求恩和平医院二分院负责医治。该院来到石村的医疗队伍约30人左右,人手明显不足,要求五台县委派学生帮助护理。县委遂决定,由驻石村附近的第四高小选派学生前往。但是学生一去就吃不了护理伤员的苦,纷纷逃离。因为第四高小驻地东冶镇,1946年才解放,学生大都没有经过共产党的教育,政治思想基础薄弱。于是,五台县委决定,从驻老解放区的第十高小选派学生担此重任。经学校党支部研究,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不分男女一律参加,所缺名额由青年团员中择优补充,完成任务好的回校发展为党员。

当时,党的组织还没有公开,但青年团是公开的,我是学生会主席、青年团支部书记,对此任务当须带头执行。很快就组成30人的护理队,由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王正斋率领,奔赴石村报到。报到当天,由医院负责人介绍了伤员概况、护理任务、护理方法等事项后,便分到各组开始工作。其中任务最艰苦的是值夜班。我主动地约善于吃苦耐劳的智周才同学共同承担了这一任务。其工作内容是,每晚跟着一名卫生员,提着一桶开水,对分散在四五十户农家院里和学校、庙宇中的伤员,进行巡察,有什么事情帮助解决。一晚巡察两遍,一直到天亮。当时最担心的是,害怕碰上重症伤员临近牺牲前的痛苦争扎。

进到10月,有些轻伤员陆续出院归队,护理人员可以缩减,我校学生留下15人。同时,医院也决定搬到五台县城附近的沟南村。到10月中旬又有一批伤员伤愈出院,我们也圆满完成任务准备离院回校复课。在临行前夕,县委代书记刘子英在送别座谈会上,动员我留在县委工作,我征求父母意见后,到五台县委报到,中止了学业,差一个学期没有拿到高小毕业证书。

由于我们出色地完成了护理伤员的任务,我和其他坚持到最后的15名同学,受到了军分区和县委的书面通报嘉奖,并将名单和事迹刊登在《冀晋日报》上进行表扬,其中一位女同学王苏华,报纸给印成了“王苏草”,她很不愉快,但也没有办法获得更正。

 

(本章许多资料由春生,保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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