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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海我终不帝秦——鲁仲连与令狐冲

刘国重的读金时代2018-06-30 18:4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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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云秦军众,摧却鲁连舌。                      

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                    

——节录李白《别鲁颂》

 

                         



鲁迅写给徐梵澄的第二封信,有云:“贫贱而肆志,富贵则骄人,中国现在嚷口号的人,大致皆有此病。”


徐梵澄先生以为:“‘肆志出《嵇中散集》,是先生校刊过的。贵得肆志,纵心无悔。’”(《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
    

好像不对。

    

“贫贱而肆志,富贵则骄人”,鲁迅这话,出自《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田单)欲爵之。鲁连逃隐於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於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梵澄先生的学问,我向来崇仰的。得从先生的文字中找出一处疑似“硬伤”,有几分沾沾自喜。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而愚者之为愚者,或不在千虑之九九九失,正在此一得之后的自喜。

 

 



鲁仲连与令狐冲之对照记:

    

鲁仲连:“与富贵而诎於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令狐冲:“‘此时我已无路可走,倘若托庇于少林派门下,不但能学到神妙内功,救得性命,而且以少林派的威名,江湖上则是无人敢向方证大师的弟子生事。但便在此时,胸中一股倔强之气,勃然而兴,心道:大丈夫不能自立于天地之间,腼颜向别派托庇求生,算甚么英雄好汉?

     

鲁仲连:“吾(新垣衍自指)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鲁仲连)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 

    

令狐冲:站起身来,向方证及方生跪拜下去,恭恭敬敬的磕了几个头。二僧只道他已决意投入少林派,脸上都露出笑容。令狐冲站起身来,朗声说道:晚辈既不容于师门,亦无颜改投别派。两位大师慈悲,晚辈感激不尽,就此拜别。方证愕然,……”

  

鲁仲连:“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田单)归而言鲁连,欲爵之。鲁连逃隐於海上。

    

令狐冲:“……晚辈后生小子,这么一块胡涂材料,做这恒山掌门,已是狂妄之极,实在是迫于无奈,……做五岳派掌门,晚辈万万不敢。……”

  

令狐冲听上官云赠了自己八字颂词,甚么寿比南山、福泽无穷……若是当了副教主,这八字颂词,只怕就此永远跟定了自己,想到此处,觉得十分滑稽,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这一声笑显是大有讥刺之意,人人都听了出来,霎时间朝阳峰上一片寂静。……”

    

最终,令狐冲打破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二十几岁就主动从恒山派掌门的领导岗位退下来,而与盈盈“偕隐”梅庄。

 


    


经作者鉴定,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


对五柳先生,金庸的观感,或与梁启超先生近似:

 

“(陶潜)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他所崇拜的是田畴、荆轲一流人,可以见他的性格是那一种路数了。……渊明是极热血的人,若把他看成冷面厌世一派,那便大错了。”   

 

陶渊明追忆自己“少而穷苦,……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跟令狐冲不是没有相似之点的。

    

可惜,陶潜的早年经历,史籍记载无多,难能一一对照。

    

令狐冲与陶渊明,在精神气质上确有不少相似相通处。陶令、令狐二人的经历,却不是很有可比性。

    

在各自的时空,陶渊明、令狐冲在政治生活中的分量,尤其不同。令狐冲“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陶渊明无非小吵小闹一番后,归田园居。

    

个人浅见:与令狐冲经历相似的,不是陶潜,是鲁仲连。

    

一如新垣衍眼中的鲁仲连,令狐冲亦“天下之士也”。

    

鲁仲连“义不帝秦”,令狐冲“拒盟”魔教。


 

 

  

2009年,金庸接受《时代周报》李怀宇先生的专访,回忆起他与柏杨一次“剧烈”的关于秦皇的辩论。“柏杨认为秦始皇很好,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金庸则“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

    

《笑傲》的“江湖”就是现世的“天下”,“一统江湖”即指“混一天下”。 金庸不至于反对一切形式的“一统”,他所反感反对的,恐怕是秦始皇那种伴疆域一统而偕来的思想钳制、精神奴役。此意,我在早前的文字中多次谈及,但也自知证据不足而太多臆测的成分。这篇《时代周报》专访,算是相当程度上证实了我的臆测。

    

再联系早前金庸对电影《英雄》的批判(“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样,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应不难理解金庸(及令狐冲)对任我行和他的“一统江湖”理想的极大恶感。

    

透过《笑傲江湖》的字里行间,得出以下结论,应该不算多么武断:

    

任我行一旦“一统江湖”,也会像嬴政那样焚书坑儒摧残文化,亦将控制舆论、“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也会穷兵黩武不顾生民死活,也会追求长生不灭万寿无疆。

    

“一统江湖”的任我行,亦将操生杀富贫贵贱“六柄”,控文武威德“四位”,垄断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斯时的“江湖”,势必“万事皆决于上”“命为制,令为诏”,“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任我行所追求的“一统江湖”,乃是“君师合一”的“一统江湖”。

    

任我行们“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敲扑而鞭笞天下”。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独夫民贼,任我行事;黔首亿兆,匍匐为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乃下令“更民名曰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江湖”既已“一统”,以往对于“民”的种种称呼,也要统一口径,一律唤作“黔首”。

    

何谓“黔首”?

    

感谢林嘉祥先生!提供了“黔首”的最佳白话译文:“你们是个屁啊!!”

 

 

     

   

在《奏<广陵>,要杀人!》文中,我曾谈过:“如果秦始皇没有像任我行那样猝死,活过七十三或是八十四的年龄,那就有戏(或者没戏)了!华夏各种典籍势必荡然无存,整个民族文化价值终将丧失。”

    

后来读到新出版的《金庸散文集》收录的《‘明月’十年共此时》,此文金庸写于1976年1月。也即是说,在写完《笑傲江湖》六年后,金庸写出此文,纪念《明报月刊》创办10周年。


其中有些文字,与我此前的猜测很有些相合,转录于下:

 

秦始皇要烧尽普天下的书籍,只保留极少数的医卜种树之书。这强力的摧残,使得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风消云散,然而,中华文化并没有给他毁灭。只因为秦朝统治的时期很短,来不及毁灭一切,有些书籍给人藏在墙壁里,后来找了出来;有些书籍给人记在心里,后来默写了出来。如果秦朝延长到二三百年,很难想像今日的中华民族是否依然存在。

    

倒不是说金庸的看法必然正确。我只是更喜欢读到与我相似的观点罢了。

    

改朝换姓,谓之“亡国”。毁灭一个民族的文化、伦理,谓之“亡天下”。

   

统一天下的,确是赵政。同时,正在并且几乎灭亡了天下的,又是谁人?

    

没有暴秦与赵政,华夏以另一方式统一,绝无实现可能?

    

区区“统一”二字,竟可以压倒一切?

    

赢秦,是中国专制制度的开端,也是极峰。如马克思言:“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专制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秦始皇的种种功业,说穿了,就是“格式化”。一切的一切,归结到人的语言、思想,全在民贼掌握。

    

被圈养于举世第一、秩序井然的养猪场,居然成就了猪们的荣光?

 

 

 

   

鲁仲连义不帝秦之时,嬴政两岁。当政的秦王,不是他,是他曾祖父,秦昭王。约10年后,嬴政即秦王位,再20多年,六王毕四海一,祖龙一统江湖,称“始皇帝”。

   

千年“帝制”,秦昭王肇其端【注1】,袁世凯煞其尾。

   

一头,一尾,各有“独立天地间”的豪杰,一士谔谔,力挽颓波,而后先辉映。


鲁仲连义不帝秦,蔡松坡义不帝袁。

   

鲁仲连义不帝秦,反对的是由“权使其士,虏使其民”的虎狼之秦来宰制天下。

   

老袁以欺诈、暗杀、收买等下三滥手段(刘按:此亦“权使其士,虏使其民”也),帝制自为,遂行自己的私欲,蔡锷将军断乎不能默受。当年,蔡锷召集旧部,慷慨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一个国家,其国民没有人格,这个国家是站不住的,也就毫无“国格”之可言。没有人-权,又何谈主-权?无视“人权”的所谓“主权”,是奴隶主们任我独行之权,与黔首屁民何干?

    

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古代社会,思想自由确实几乎是“士”阶层的专利。“儒”、“侠”皆在此列。     
   

多一个自由人,也是好的。为民族留一份元气,给未来存一丝希望。马克思也说过,一个人的自由是人类自由的基础。     
   

嬴政、任我行的问题在于:对这少数的自由者,亦不肯稍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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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李斯《谏逐客书》:“(秦)昭王……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史记·太史公自序》亦云:“昭襄业帝。”

  

 

 


与令狐冲经历相似的,不是陶潜,是鲁仲连。


鲁、狐二人的经历略似,精神视野,大不同也。


令狐冲的热爱、追求自由,出于天性,如金庸言,他是“天生的隐士”。

 

“令狐冲道:‘左盟主要将五岳剑派并而为一,晚辈曾一再阻挠他的大计,……’方证问道:‘你为甚么要阻挠他的大计?’令狐冲一呆,一时难以回答,顺口重复了一句:‘我为甚么要阻挠他的大计?’” 


“五岳并派”,是另一形式、较小规模的“一统江湖”。令狐冲反感、阻挠左冷禅的“并派”宏猷,完全出于他爱自由的天性。令狐冲,是没有理论的。


鲁仲连,是思想家,一位“智者”。陈寅恪先生甚至将“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胡适先生比作鲁仲连(“鲁连黄鹞绩溪胡”),其中意味,深堪寻思。


将“绩溪胡”的宏论,引述到此,毕竟牵强,俺也顾不得了。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辩论中,金庸并指称:“你(柏杨)是受到毛洗脑。”金庸当然知道柏杨并不曾在毛治下生活过,“洗脑”云云,应指柏杨的历史观受毛的间接影响殊深。


受毛影响殊深的,岂止柏杨一个?

    

“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讲秦始皇好的,我认为不好。”,金庸的表达,不够准确,“讲秦始皇好的”,不是“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而是“今天的很多中国历史学家”。

    

两千多年间,嬴政在世人心目中的总体形象相当负面。基于朴素的“民本”思想,历史上就没几个人肯说他好话。此一事实,即是今日最官方的“人民出版社”所出《秦始皇传》(张分田著),也是不曾、不能否认的。

    

只是这几十年,一位阔人推崇嬴政,一众屁民跟着起哄。对着戕贼人性、毁灭文化的暴君,讴歌声起,并且容不得一丝非议,可悲之至!

    

活在“千古一帝”治下的屁民,没有自由,没有思想,没有文化,没有尊严,没有人格……

    

幸运地活在一个伟大的帝国且大有希望坐稳奴隶,黔首们所有的,只是无限的自豪与荣光!

    

果真如此?

    

鲁迅所说国人之“不悟自己之为奴”,不是从来如此,我们的祖先,不是这样的。

    

设若从来如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2000年前即已风魔流行,暴秦如何二世而亡?


五十岁之后的许倬云先生,乃有此痛彻的觉悟:

 

不能盲目地爱国,我发愿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只有人类社会全体和个别的个人,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国和族,及各种共同体,都是经常变动的,不是真实的存在。”  

 

 

 


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笑傲江湖·后记》)


鲁仲连亦是“天生的不受羁勒”,追求一份“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


鲁仲连,是“令狐冲这类人物”。


“笑傲”一词,直接对应令狐冲初上黑木崖时那一声冷笑与狂笑:


令狐冲站在殿口,太阳光从背后射来,殿外一片明朗,阴暗的长殿之中却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颂辞。他心下说不出厌恶,寻思:“……要我学这些人的样,岂不是枉自为人?……甚么‘中兴圣教,泽被苍生’,甚么‘文成武德,仁义英明’,男子汉大丈夫整日价说这些无耻的言语,当真玷污了英雄豪杰的清白!……这样一群豪杰之士,身处威逼之下,每日不得不向一个人跪拜,口中念念有辞,心底暗暗诅咒。言者无耻,受者无礼。其实受者逼人行无耻之事,自己更加无耻。这等屈辱天下英雄,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汉?”


只听得任我行洋洋得意的声音从长殿彼端传了出来,说道:“你们以前都在东方不败手下服役,所干过的事,本教主暗中早已查得清清楚楚,一一登录在案。但本教主宽大为怀,既往不咎。今后只须大家尽忠本教主,本教主自当善待尔等,共享荣华富贵。……但若有谁胆敢作逆造反,不服令旨,那便严惩不贷。一人有罪,全家老幼凌迟处死。”众人齐声道:“属下万万不敢。”


令狐冲听这些人话声颤抖,显是十分害怕,暗道:“任教主还是和东方不败一样,以恐惧之心威慑教众。众人面子上恭顺,心底却愤怒不服,这个‘忠’字,从何说起?”……再也忍耐不住,不由得笑出声来。这一纵声大笑,登时声传远近。……

 

鲁仲连眼中的嬴秦“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其最佳写照,便是此时任我行对教徒们的践踏、羞辱、拉拢、恐吓……小说结尾处,令狐冲又想起“那日在黑木崖上,见到一众豪杰好汉对东方不败和任我行两位教主如此卑屈,口中说的尽是言不由衷的肉麻奉承,不由得大起反感,心想倘若我入教之后,也须过这等奴隶般的日子,当真枉自为人”。“过这等奴隶般的日子”就是“虏使其民”的结果。


这一套,鲁仲连不接受:


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於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

 

令狐冲受不了:


“‘我辈学武之人,向以英雄豪杰自居,如此见辱于人,还算是甚么顶天立地的好男儿、大丈夫?想到此处,不由气往上冲,……”

 

只要一听到甚么圣教主,甚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全身便起鸡皮疙瘩。晚辈喝酒三十碗不醉,多听得几句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忍不住头晕眼花,当场便会醉倒。

   

 

 


在鲁仲连眼中,“众人不智,则为一身”。鲁仲连本人,不是这样。其义不帝秦,更多不为己身,是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被“权使”、被“虏使”的天下“士”“民”请命。


最初使我将鲁、狐联想到一起的,不是他们作为的相似性,而是二人相通的那份广大的同情心,悲悯之心。


孟子所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对他人的同情,仍只停留在“生存权”层次。黑木崖上的令狐冲,看到他人受侮辱被践踏,一种道德上、心智上的优越感,居然不曾油然而生,而是感同身受,就像受辱的是他自己一样。


《笑傲江湖》发表之前,稍早,一位女子,而以鲁仲连自拟(“蹈海鲁连今仍昔”),记下这样的字句:

 

“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里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


“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即使奴役他人者也同样不得自由。”

 

令狐冲在黑木崖上的感受,与此相通。


令狐冲的境界,很可能要高于他的创造者。


作者没达到,作品达到了。这种情况,尤其在小说创作中,不是特例、孤例。

   

 

十一

 

  

又怎么样?又能怎样?

    

部分凭仗着鲁仲连的排难解纷【注2】,嬴秦“为政于天下”的步武被阻遏了,30年后呢?

    

蔡锷将军“再造共和”,之后,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不戴冕旒的帝皇,绝迹了吗?

    

如果任我行不曾猝死,谁能阻滞他“一统江湖”的胜利步伐?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注2】《倚天屠龙记》第21回,回目:“排难解纷当六强”。其中“排难解纷”一词,应出《战国策·赵策》或《史记·鲁仲连传》(两书中与鲁仲连有关的章节,多数文字是一致的):“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於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十二



伍光建先生译《三个火枪手》为《侠隐记》,实则,“侠隐”乃华夏特产。                 


既“侠”且“隐”,令狐冲很有代表性。

    

历史上最知名的不“侠”的“隐士”,应属严光(庄光)。毛早年《讲堂录》所谈甚好:“(严)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严)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

    

关于“隐士”,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写道: “中国的传统观念……对隐士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高。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


按金庸的标准,鲁仲连是隐士,陶渊明是隐士,护国战争胜利(?)后辞去一切职位毅然放弃权力的蔡松坡先生,也是隐士。金庸认为:“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功名富贵为念,……也可以说是‘隐士’。”(《笑傲江湖·后记》)


按英国思想家密尔《论自由》的“意志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区分,多数“隐士”所追求的,更近前者。鲁仲连、蔡松坡,则更近后者,“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陶渊明更消极,鲁仲连更积极。令狐冲呢,站在中间。

    

他们,在史册中,在人心底,是茫茫暗夜中几粒星火,因微弱,更皎洁。

    

“隐士”虽消极,终于为民族保存一份元气,一点尊严。再怎样“消极”,毕竟多一“隐士”,同时便少一奴才。

    

使人在绝望中,仍残存一丝幻想:

    

这个民族,

    

曾经不是奴隶,

    

不全部是奴隶,

    

不永远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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