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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山语】蒋红霞:文人“相轻”与“相亲”

竹心柳影2018-01-11 22:40:51



文人“相轻”与“相亲”

蒋红霞


天地之间,阴阳协调造就自然的平衡;生物学和物理学中,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也是普遍规律;现实生活中,也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职业生涯中,我们也常听人说“同行是冤家”。至于文学上,自古就有“文人相轻”一说。


不过在唐代文坛上,却有两个文人给后人留下了文人相亲的佳话。他们便三十年之久,而且至死不变。不能不令人惊叹。那么到底是什么令这对文人如此相亲呢?这得先从他们的交往来探寻:

元和十年正月,白居易与元稹在长安久别重逢,两人经常畅谈达旦,吟诗酬和。但事隔不久,元稹因为直言劝谏,触怒了宦官显贵,在那年三月被贬为通州司马。


同年八月,白居易也因要求追查宰相武元衡被藩镇军阀李师道勾结宦官暗杀身亡一案,被权臣嫉恨,宪宗听信谗言,把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两个好友竟落到一同被贬的命运。白居易在秋风凄凄中离开长安,走的恰好是元稹不久前走过的路。诗人满腔惆怅,一路上寻找着好友留下的墨迹。一日他行至蓝桥驿——这里是长安通往河南、湖北的中途站。一下马,便在驿站的墙柱上发现了元稹在正月路过这里时写的一首西归绝句,诗人百感交集,提笔在边上写了一首绝句:

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西风我去时。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离了蓝桥驿,经过商州、襄阳,诗人由汉水乘舟而行。在船上诗人经常反复吟咏好友元稹的诗卷,来慰藉孤独的心情,一直看到眼睛痛为止。途中写下这样一首诗: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

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元稹在通州听说白居易被贬到九江,极度震惊,不顾自己病重在床,提笔给白居易写信,并赋诗一首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不久,白居易收到了这首诗,被好友的关切之情深深感动,他在给元稹的信中写道:“‘垂死病中’这句诗,就是不相干的人看了都会感动得不忍再看,何况是我呢?到现在每次看到它,我心里还凄恻难忍。”

元稹一收到信,知道是白居易写来的,还未拆开就已泪眼模糊。他的女儿吓得哭起来,妻子也忙问怎么回事。元稹告诉她们,自己很少这样动情,只除在接到白居易来信的时候。为此,元稹寄诗给白居易:

得乐天书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

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

由这“妻惊女哭”的外在表象和“应是江州司马书”的猜测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俩真是“快乐着你的快乐,痛苦着你的痛苦”。堪称俞伯牙在惊闻钟子期死后的摔琴。真可谓知音难得。



不仅在命运不济时,两人如此情深意切。即使平日,久别难见时,还常会梦见对方。这里也有诗为证:

一次,元稹又接到老朋友的诗,诗中写道:

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湓水断相闻。

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

好友对自己如此情深,竟在梦中与自己相见。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自己也整天思念他,为什么就不能梦见呢?元稹十分懊恼,觉得大概是自己一来通州,就染上疟疾,至今不愈,以致神思混乱的缘故。于是也写诗一首,酬乐天频梦微之:

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

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闲人不梦君。

白居易能在梦中见到自己,而自己却因为患病在身,“病魂颠倒”,而造成了“惟梦闲人不梦君”的结果,所以元稹在思念好友之余,竟然懊恼、自责自己的病。真是可怜可叹。

同一个生存环境,相差无几的人生观和情投意合的同行者,休戚相关的命运,把白居易与元稹紧紧联系在一起,因他们一生深深的交谊,被世人称之为“元白”。



古代有之,现代这样的事例也不少,这里仅以钱宾四先生全集中收有一些钱先生给友人的书信为例。读这些信,当可看到许多文人之间的友情,他们并非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而是相反,是文人相亲。

钱穆,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缪之后。


钱先生师友杂忆中讲到,新亚研究所派去美国进修的余英时,在哈佛研究所读学位,导师是杨联陞,“联陞:浙籍,肄业保定某中学,其师缪钺彦威爱其才,嫁以一妹……联陞则毕业清华,留学哈佛,留校任教授职。自哈佛协款新亚,联陞屡来港,时有接洽。对余及新亚研究所助益良多。”钱先生在哈佛东方学研究所作讲演,就是请杨先生翻译的。

全集中收钱先生致杨先生信四十通。这不是钱先生写给杨先生的全部信件,只是全集出版时征集到的部分信件。我们在这些信中,首先可以看到的总是论学内容。其次有感情交流,还有是生活方面的互帮互助等。从以上三个方面,都可以看出两位教授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文人相轻,而是文人相亲。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书有“前蒙自京都惠寄论语两种,当时曾作书道谢,唯不久尊驾即离去,不知此函能达览否.穆自八月中旬以后,即重校拙稿论语新解,伊藤、物氏、安井三书,均逐条细看,最后又得竹添氏会笺及其他数种,大抵东邦人对论语之所得,亦已揽其大体。拙稿复多增订较之足下在港所见,复多不同。最近已校读粗毕,俟其他积冗稍遣,即拟付印。当俟出版后再博求多方之指摘,始可逐有改定,目前则告一段落,心力有限,无法再求改进矣。足下在港对此稿所批示各点,亦经逐条考虑,启示良多。中有多九公亦曾讲到吾与点也一节,阅之甚感兴趣,唯懒于翻检原书,因遗书京都,问其在哪一回中,俾易索得,或此函未蒙阅及,便中仍希惠示。”这是论学内容的片断。从这个片断中可见杨先生曾在香港给这书稿提意见,到日本后又给寄资料,钱先生对他提的意见也极重视,在本信里还在问多九公材料在镜花缘里是第几回,以便查找参考。后来钱先生写朱子新学案几年中,也是时常把读书、写作情形不断及时告诉杨先生,以征求意见。


一九六四年第二书中,关于朱子新学案又有大段述及:“关于有意撰述朱子新学案一节,多蒙奖饰,不胜感奋。窃谓能兼绾道学、儒林于一身而各达其至高标准者,唯朱子一人为然。此后欲求发扬中国新儒学,亦惟有循此一途。又近代学术分门益细,专业益精,庄子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诚堪忧虑。穆早年喜读翻译书,每于英儒斯宾塞、法儒孔德致其私慕。求之中国,唯朱子论学能于每一项知识每一门学问分别承认其各自独立之价值,而又能悬一更高之目标为之会通,而成一大体系,此所谓格物致知穷理一贯,朱子此等见解,鄙见实已超过二程之上,非二程所能范围。而象山、阳明有时转若更近于二程,盖二程与陆王其实皆是道学传中人物,而朱子则兼跨儒林与道学,而更有其磅礴轶出者。唯其指示学者从入之途,却又平实简易,人人可以各就其才性所近而自成一家,以自有其贡献。不若二程陆王转若高自位置,而只此一家别无分出,遂使一切学术尽摈门外。穆之此书,主要发挥在此一点。其精微处则在指出朱子与二程之异,则朱陆门户之争转归次要,可以不烦多论而决。以吾兄相许,故率抒其意,甚望有以教进之。”(当年第一书钱先生说了要写这朱子新学案,杨先生回信表示支持,乃有这信,可惜杨先生的信现在看不到了)关于这书的具体写法,信中也有讨论,今不具引。钱先生曾说过,看一本书可以先看作者的自序,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想法、精神,本书的重点、大旨等。今有要读朱子新学案的,先读此信,当亦可收读自序之功也。


钱先生关于朱子新学案的二信,都得到杨先生的积极回应。

四十通书信,这里只是摘引,从论学往复中略见两位先生之友谊之一斑。

朋友之交,其实可以说是休戚与共的。你的事就是我的事。钱先生信中,也可看见他对杨先生健康的关注,曾多次介绍太极、静坐等健身方法,还有“足下清恙,穆早有闻知,因恐烦劳清神,故不敢修书问候,顷悉转健,不胜欣慰。唯尚盼加意卫摄,最好能长期休假一学年。……如此休闲一年,体况必能全部改观。此层最关重要,万望勿忽。”“著书太辛苦,写长篇论文亦复费心力”,“穆前曾劝兄作笔记”,“足下几年来损书多保留,此次迁居穆仍伏案作学案,尊处书札是否全带来,需迁新居后遍检所存故宫博物院书箱始知。不知足下亦有存稿否。如此次两札,论阳明年谱涉及刘瑾而牵连到平剧法门寺,此札论‘与点’而引阳明诗及山东大鼓,如此之类,能随手写札记两三百字一条,积多大是有趣,并使学者多开悟也。倘精力未充旺,仍以少写长篇论文为佳。”等内容。而钱先生自己,新亚辞职,马来亚回港专心写作时,不愿接受新亚为他筹措生活费用,也请杨先生代为联系申请其他补助。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些信中,无论是论学内容,还是感情交流,还是生活方面的互帮互助等,都可以看出两位教授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文人相轻,而是文人相亲。


当然,就这种情形来说,远不止这样一对师生。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文学界,都有不少这样的佳话。

其实,如果心态平和,胸怀宽广,即使是同行,又何必相轻呢?你不行,我未必能行;而你行,我便可以取你之长来补己之短。商业界提倡竞争对手间要做到互利互惠,争取双赢,为什么其他行业间不可以这么做呢?

我们都明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红尘中的每个人自落地,就开始不断地学习,聪明人即使面对自己的敌人,也懂得好好研究自己的敌人,学习他们的长处,以便让自己能更有把握战胜他们。我们的祖先不是提出过“师夷长技以制夷”吗?如果一味地排斥他人,清除异己,那么,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进步呢?

所以,无论是文人,还是其他同行业的人们,是“相轻”,还是“相亲”?我想答案已不言自明了。

                                           2012.4月于益阳吟风小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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