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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我和故宫》(连载一)

帝王陵文化研究会2018-04-18 02:56:41

《我和故宫》

于善浦

       1955年9月28日,火车到达北京前门车站。我是第一次到北京,两眼分不清方向,从领取行李处取出行李之后,顺衣兜里掏出分配工作的信件,依照上面的地址,向路人打听故宫在哪里?只见那人用手一指“出门向北走,一会儿就到了。我雇了一辆平板车,把行李放在车上,我也跨上车,坐在行李旁边。那车夫说:您坐好!”车子在不太宽敞的路上就飞跑起来,我看到左边一溜红墙,右边树空里露出一些洋房。好一阵子,在红墙尽头才看到广场和天安门,这就是电影里见到的天安门,好气派。1949年就是在天安门上举行的开国大典啊!我看到了天安门,太幸福了。


       车夫上身穿着汗水浸透的白布坎肩。额头上的汗珠不停地滚下来。当车子转进南池子,路两边的槐树枝叶,搭起了一溜凉棚。树上不时地掉下黄色的种子来。车不停的跑着,阳光穿过树顶的空隙,撒向车夫背上,花点点的影子,时隐时现,变幻无穷。车走了一程,车夫把车向左一拐,他回头告诉我:“故宫到了。”我下车,走向一座高大门楼前的警卫室,出示介绍信。门卫看了看说:“这里是东华门,故宫博物院得在景山进北门。”车夫又调转方向,继续回到有槐树的路上向北走,车走了一会儿,开始左转弯,我看到了一座角楼,下面连着道一道城墙,再向右看一座山,山顶上还有几个亭子。车继续向前行。车夫回头告诉我:“前面就到了。”


       我在景山公园对面下了车,进大门(北上门)时,门卫讲:“还得往里走。”我看到高高的灰色城墙中间,耸立着一座高大的城楼,在城楼下的三座圆洞门的上方有“故宫博物院”五个“颜体”大字,落款是李煜瀛。我终于到了故宫博物院。我提着行李,进了城楼下的中门(神武门),警卫指点我去办公室得向右拐,在高高的城墙下有一长排矮矮的灰瓦房,前面建有不高的院墙,进入第一个月亮门,是个不大的院落,院里向西又是一个月亮门。办公室是古老的房屋,木格窗户中间是块玻璃,周边的小木格上,糊着高丽纸,跟东北乡下人家的窗户一模一样。


       在院办公室报到后,我被分配到陈列部,是在同一溜房檐下,房间也同样的模式。陈列部的办公室不算大,人可不少。里间是铜器组;外间是工艺组。隔壁是陈列部主任唐兰先生和秘书的办公室。两个屋子之间还有相通的门,找主任办事倒很方便。 安排我的住处,是在故宫高高的城墙和里面的红墙之间。出了办公室的院墙角门,顺着红墙根一直向东走,到了最东头,顺着红墙与城墙根儿之间的夹缝再向南走,一排排房屋和小院就是我们的单身宿舍。听说当年是来皇宫里唱戏的戏班人临时落脚的住处,统称为“十三排”。我住处是靠南端的区域,叫“南十三排”。听说清朝灭亡后,这里荒废了几十年,积满尘土,连屋顶上都长了许多大树。1949年,接管故宫以后,往外清理积土,用大卡车拉了很久很久,才露出了现今的面貌。因为宿舍里住的人不多,每次走在红墙拐弯的夹缝道路上,特别是晚间总感到有些阴森恐怖。再说那宿舍,在廊檐下,室内没有阳光。冬天升煤球炉子,怕煤气熏了人,每个房间必须在窗户上留一个通风口,装上纸糊的风斗,便于空气流通。我睡觉的床,是两条长板凳搭一副床板。记得我刚住进“南十三排”靠西边第一间屋时,那张铺板的缝隙里,全是臭虫。我只好把铺板搬到外面的墙边,侧立着,用铁丝往外挑,老员工看到后,他颇有经验地告诉我,要用开水烫,我便用暖水壶从水房里打回了开水,往铺板缝里浇,怎奈臭虫太多,一时半时也弄不干净。最后还是有热心人帮我,找行政部门给换了一块新铺板。这才能安稳的睡觉了。


       锻炼身体是每天必须坚持的科目,尽管是冬季,早起只穿一件运动背心和一条单薄的运动裤,进行跑步锻炼。从神武门出去,再出北上门,从景山前街向西,经景山西街、景山后街、景山东街,再回景山前街,进北上门、神武门,回到宿舍已是汗流浃背,再擦个身,着实精神百倍。

我们故宫与北京园林单位属于同一个管理部门,我们凭故宫的胸章,当时是一个圆章,别在胸前,可以自由的出入北京各园林单位,所以早起我也经常到故宫对门的景山公园去登山锻炼身体,在山巅最高的万春亭,南望晨霭中金光闪烁的宫殿,无比雄伟壮观;北眺,中轴线上的钟鼓楼,延伸到朦胧的城郭;西傍北海的湖光塔影,;东依高低错落的市井民居,好一幅历经几代的京都风光。历史上的更朝换代,不断改变京城的景物,元朝为了从风水上压下金朝的气势,拆除了金朝的宫殿,挖掘北海的泥土,堆土造山,取山名万岁山,也称镇山,顺治十二年改万岁山为景山,乾隆年间在山顶建五座形态各异的峰亭,厅内供奉着五方佛,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抢走了四尊铜佛,只剩了万春亭内一尊毗卢遮那佛像了。


       每到春季,清晨可以从神武门旁的蹬道,登上故宫紫禁城的城墙,向东踏青走向角楼,顺手采撷一把墙角向阳地面上野生的苜蓿菜,午饭时可以尝尝鲜。还有筒状的地黄花,是一种中药材,它的生命力可真强,在砖缝里,借助雨水和阳光,毛茸茸的茎端,也开出朵朵仰着笑脸的花。行进在连续不断的雉堞空间处,居高临下,移步易景,忽隐忽现的古老市井,好似一幅幅神秘的图画,令人赏心悦目。每天在我们办公室最西端,临近西角楼的食堂里用餐。那里的饭菜很可口。最好吃的菜就是“狮子头”。而“鲥鱼”是最贵的菜。食堂东边是小礼堂,这是全院职工开会、娱乐和工会放电影的地方。


       在陈列部的办公室内的铜器组有:马子云、张广泉、陈英武、罗福颐、王海文、张克忠、于善浦。宫廷组有:崔玉堂、郑珉中、朱家溍、金禹民、金震、李忠诚、许彦涛、方国锦、许忠陵、杨臣彬、李辉炳、王子奇。雕塑组:步连生、林素金、葛季芳。陈列部东侧的美工组有:杨志敏、梁德英、张何恩、申伶达。在外部的绘画组:有徐邦达、徐琴久、天秀、郑国、穆益勤、高虹。陶瓷组有:陈万里、冯先铭。


       进陈列部之后,开始我在青铜器组,担任实习研究员。陈列部主任唐兰先生兼青铜器组的组长。他很少和我们一道工作。实际每天我是跟着马子云先生下库房,为院藏青铜器登记、拍照、编目。陈列部办公室人多太拥挤,院部决定让铜器组人员搬到御花园东北角的“螭藻堂”办公。这里原是存放《四库全书》的地方,门前有水池和亭子,西边紧挨着用石头堆砌的“堆秀山”,在假石山上有一座“御景亭”。每天早晨上班,可顺着石级上山,居高临下,可以看到员工上班的人群进入御花园的情景。在“螭藻堂”内办公,光线太暗,进门两旁就是高大的黑色的书格子,迎面是一座比人还高的自鸣钟,时不时从八音盒里发出叮咚的响声。关于青铜器研究的许多基础知识,都是从马先生那里学来的。他很耐心的教我认识每件铜器的名称,描述器形、花纹和识别文字。尽管冬季库房里很冷,保管部的阎宝明爬上爬下,在高大的立柜里取出和放回一件件铜器。照相室的童先生、史守义不厌其烦地选择好的角度,在一个特制的弧形背景板上,挂上不起褶子的黑色、灰色“凡尔丁”衬布,选择最佳角度,进行拍摄照片。每天大家总是乐呵呵的完成着一天的工作。我白天学得了许多铜器的名称:有鼎、簋、鬲、甗、盉、匜、尊、爵、觚等器物,还有那些器物上装饰的:饕餮、蟠螭、夔龙、夔凤等花纹,以及器物上铸造的“祖丁”、“子子孙孙永宝用”等文字。晚上回到宿舍就认真地记学习心得笔记和画出各种器物的图形。当照相室冲洗完照片,便开始填写编目卡片。为了提高业务水平,我去找唐兰先生,请他为我开一个书单。我经常到御花园里的千秋亭西面的临时借阅室去借书。当时大多书籍是居云棣经手办理的。在这个小小的借阅室里,却有几位上年纪的老姑娘。一位叫刘士元、一位叫沈令容,听说她们都是大学生,外语特好,她们每天都在为院部翻译资料。


       图书馆资料室的居云棣,是居正的女儿,沈令容后来才知道是沈尹默的女儿。居云棣平时工作积极,每次我选定的图书,不管多厚、多重,她都从图书馆经过很远的路,提到御花园的借阅室,供我们学习和工作用。几十年后,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父亲居正的问题,她被造反派反复地批斗,折磨,最后死得很惨。我在河北省政协会议上,见到了当年居云棣带着上班的孩子,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与我谈起他妈妈的死,我也很难过。我深刻地理解当时的情形,“文化大革命”毁坏的家庭,何止万千!


       当时在铜器组,我借出的书有:《商周彝器通考》、《海外吉金图录》、《邺中片羽》、《浑源彝器》、《西清古鉴》……等。后来业务逐步提高,对商周、春秋战国的铜器有了初步鉴定的能力。在我离开故宫20年之后,1979年,我在故宫铜器组里,还看到王文昶手里在翻着当年我下库房时登记的红格本子“底帐”,也看到了当年我经手编目的“卡片”,物是人非事事休,心里另是一番滋味。马子云先生的“传拓”工艺是一绝。他说:“再好的照相机拍出来的碑文照片都变形,用‘传拓’所拓再大的碑文一点也不变形,这一招,令外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又给我看了商代“司母戊大鼎”拓片的照片。这是他十分得意的作品。这是采用“实拓”与“虚拓”相结合,才达到的效果的。尽管马子云工作积极认真,当时在故宫博物院内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才焕发了青春,他到各地讲学,一生研究的学术成果和高超的“传拓”技艺,才得到了传播和发扬。


       1956年故宫博物院来了一批高中生,陈列部新来了一位杨伯达副主任。院领导让我当这批高中生的辅导员。这十多个学生有:陈娟娟、王莉英、叶佩兰、张亚男、曹文漪、杨 玲、谢慧贞、刘士隽、张世云、王育茂、张丽英、高淑兰、杨玉珍、张 泽、张金英、李金英。我先向他们介绍故宫概况,又带他们到路线内各展览馆参观讲解和学习。经过十多天的短期培训之后,就把他们分配到各部门去工作了。陈娟娟、张丽英分配到织绣组工作;王莉英、杨 玲、叶佩兰到陶瓷组工作;张世云、曹文漪、高淑兰、王育茂到宫廷组工作;张 泽、李金英到铜器组工作;杨玉珍、张金英到修复组工作;张亚男分配到群工部工作。后来,这批学员走的走,亡的亡,留在故宫工作的只有:陈娟娟、王莉英、叶佩兰、张亚男、曹文漪、杨 玲、张世云、张金英等8人了。他们在各个部门都做出了显著成绩,陈娟娟是织锈专家。王莉英、叶佩兰是陶瓷专家。张金英是裱画大师。1956年院部同意我调到织绣组去工作,开始发挥我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研究中国古代织绣。组长魏松卿是部队转业干部,李涟镗(李杏南)老先生常来指导业务,李涟镗老先生曾出版一本《织绣小品》,内容较丰富。他孤身一人住在东华门以北,护城河边的宿舍。我常去看望他。听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思想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每天骑着自行车,生活很时髦。只是眼下年事已高,不愿谈起往事。谈到工作,总是发出几声“哈”,以不冷不热的感叹词来与人们交往,和人们相处,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令人琢磨不透。


       故宫博物院的群众业余文艺活动比较丰富,像陈列部员工季中锐,京剧演唱,在北京就享有盛名,他的唱段曾在莫斯科电台播送过。我们单位的京剧票友,经常参加北京市的业余演出,一次春节前,在煤炭设计院礼堂演出京剧《三不愿意》,演县官的史守义,犯了抽风病,口吐白沫不能上场演出,救场如救火,我自告奋勇,参加演出。临出发前,认真地看了剧本,心里有了数。当晚到达演出的礼堂,很多演员都不相识,那些业余票友,一招就到,连台词都没对一遍,就赶忙化装。有人给我抹上三花脸,穿上官袍,开场锣鼓一响,我就登场了。开场白我说:“恩命授良乡,良乡好地方,柴米油盐贱,鸡肥酒也香……”进入审讯赖婚的崔华时,刚刚审到二不愿意,崔华和八儿的台词就乱了,把我这个县官弄得头脑里一片空白,无言答对,台下观众直叫“倒好”,我更加手足无措,更加冷场了。后台里还是有明白人,他大声提示,快“老爷退堂”、“老爷退堂”。我突然猛醒,当即把惊堂木一敲,厉声的喊出:“老爷退堂”,在台下一片喧嚣声中,落下了帷幕。一出闹剧就这样收场了。从此接受教训,我再也不参加业余演出了。


       1956年,院领导为加强织绣研究力量和提高研究水平,特请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沈从文先生兼任故宫博物院织绣研究组的业务指导。我和沈先生在一年多的相处中,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沈先生初到故宫时已54岁了。那是一个初冬的时节,先生头戴半旧的皮帽,身着一件黑布面皮领的大衣,戴着一副眼镜,慈祥的面庞上,总露出平易近人笑容。当时历史博物馆大楼尚未建设,馆址是在故宫午门外的东、西两庑的连房里,所以沈先生常常徒步走进午门,经故宫来到织绣研究组上班,有时也从他家的东堂子胡同,搭乘公共汽车到故宫北门(神武门),再走到办公室上班。


       沈从文先生为了帮助织绣研究组的年轻人学习业务知识,他不惜把自己的藏书带进故宫来。还在《碎金》、《鸡肋篇》、《齐东野语》、《天水冰山录》等古籍上,用红笔圈点、断句,帮助大家学习。为了将所学织绣知识与实际联系起来,先生还把珍藏的“佛经的锦缎封皮”及“织绣小品”带来,供大家研究。先生还毫无保留地介绍经验,指导学习方法,讲解学习心得体会。比如:了解明代织绣情况,一般可读《大明会要》、《明会典》、《天水冰山录》、《碎金》、《金瓶梅》;具体织绣服装样式、花纹、色彩,可看《三才图会》、《帝后图像》。另外,通过《郑和下西洋》、《琉球大宝实录》可了解三十多个国家之间输出、输入二三百种织物的名目。再将文献中所载的织物名目与故宫所藏几万经面的锦缎织物进行比较,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明代织绣,则可理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故宫陈列部的织绣组,曾一度在御花园内的“养性斋”办公,沈先生带领我们到织绣库房,看清宫中库存的织绣品:边看边评,成箱的花绦子、“八团补子”、成卷的锦、缎、纱、罗等织物,各种成衣、衣料,名贵的孔雀裘,富贵华丽的靠垫、“引手”,织绣、缂丝的插屏,真是目不暇接。尤其是刺绣、缂丝的精品册页和大型的织成“极乐世界”图,令人叹为观止。


       沈从文先生曾带我多次去前门、珠市口一带的估衣铺,去鉴定织绣品。一次,在前门大街,东珠市口的一家店铺里,掌柜的拿出一件古旧的刺绣“麻姑献寿”,请我们看,先生让我先鉴定。当时我只有24岁,只在故宫看过许多宫廷织绣品,而对民间织绣品则了解甚少,谈不上有什么鉴定能力,一下子就被蒙住了。先生见我说不出年代,辨不出真伪,只是微微一笑。他指着那件绣品,对店铺掌柜说:“这是民国年间仿制的‘麻姑献寿’,而且是人工做的‘旧’”。掌柜见沈先生识破了这件伪造的绣品,连忙陪着笑说:“确实是仿制品,我们这行当,给织绣作旧的方法很多,有用茶水煮的,有在土中埋的,处理之后的织绣,可冒充古货,卖出一笔好价钱,这些都瞒不了您老的眼力啊。”不仅店铺掌柜佩服先生的眼力,我也从内心十分敬佩先生的学识。这个店铺里还存有不少从故宫内流散出去的黄缎靠垫和“引手”等绣品,其中有缂丝、织锦、刺绣等品种。沈先生又让我鉴定这些织物的年代,这下我可高兴了,总算有了用武之地。把平日下库房鉴定靠垫、“引手”年代及织物特点所积累的知识全用上了。听了我所坚定织物的结果,沈先生眯缝着眼,抿着嘴,点点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掌柜的也点点头,表示我说得八九不离十。


未完待续


于善浦简介
于善浦,男,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辽宁省西丰县,祖籍山东蓬莱。帝王陵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1955年9月,毕业于辽宁省沈阳东北美术专科学校图案系 (即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前身)。经全国高校统一分配,到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部工作,先后在铜器组、织绣组任实习研究员。曾就师于唐兰、沈从文先生。195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北大荒。1960年被八五零农场留用,至1979年21年中,在黑龙江省虎林县农垦部铁道兵四师八五○农场劳动、教书。1979年5月落实政策后,在河北省遵化市的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当副主任,负责文物陈列、保管、群工及清代历史研究工作。筹办过慈禧陵展览、“香妃”展、顺治孝陵展览、景陵皇贵妃陵展览、乾隆、慈禧、香妃墓遗物及清宫用品展览、定陵清明祭祀展览。并培养了一批研究人员和旅游接待的导游员。是北京紫禁城学会会员,评定职称为文博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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