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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文学的武林演绎:千古侠客黄粱一梦(黄志宇)

太极文化2018-02-12 20:44:11

公元1952年,世界升平,香港的武术界却平地起波澜。
  太极派与白鹤派发生争执,文斗之后,继之以武,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打擂台,一决雌雄。太平时日,这样的新闻在港澳一带引起了极大轰动,经报纸渲染后,更是全民翘首,议论纷纷。
  没想到雷声大、雨点小,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上台交手,只用了几分钟,已经分出胜负。陈克夫中招,鼻子流血,比武旋即告终。
  比武的人恪守武林规矩,看热闹的居民却余兴未尽。香港《新晚报》老板灵机一动抓住了商机,在比武第二天登出预告:将有精彩的武侠小说连载。
  比武第三天,署名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横空出世,《新晚报》大卖脱销。一时间港、台、新、马各大报刊纷纷效仿,争相刊载武侠小说。新闻界、出版界、读书界、创作界一拥而上,在巨大商业利益的刺激下,武侠小说创作者与日俱增,光台湾一地就多达四五百人之众。梁羽生、金庸、卧龙生、司马翎、诸葛青云、古龙、温瑞安、萧逸……一代名扬海内外的“武林”枭雄也应运而生。
  这一股发端于港台的武侠小说的狂潮,历经半个世纪,余波未了。它席卷东南亚、流转海外,又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涌入内地,到达热浪的最高潮。一场寻常比武,就这样“打”出了文学史和阅读史上的新纪元。人们习惯把梁羽生《龙虎斗京华》开创的这一脉武侠小说,称为“新派武侠”。
  千古侠客,黄粱一梦
  中国武侠小说文学与文化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太史公为游侠、刺客列传,也第一次较为精细地勾勒了“侠”的基本特征:“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夫者有取焉”、“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传中的朱家、剧孟等游侠的行为,就是最早的“武侠故事”。班固追随司马迁,《汉书》中也专设《游侠传》,除了照录朱家等人事迹,又增加了楼护、陈遵、原涉等人。此后便无以为继,历代史家再也没有专门为游侠立传。其实韩非子在《五蠹》里早已替统治者做了判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客在“朝廷”眼中始终是制度与纲纪的挑战者。
  汉朝文、景、武三代集中诛杀游侠。以致梁启超认为,东汉以后游侠便一蹶不振。实际上侠客们只是不再进入正统史家的视野,他们的身影在中国的诗文传统中从未消失。
  到了唐代,歌咏游侠成为一种风气,卢照邻写《刘生》、王昌龄、王维写《少年行》、崔颢写《游侠篇》、高适写《邯郸少年行》,甚至花间派的温庭筠都写有《侠客行》。最突出的莫过于李白,他诗中有剑、诗中有侠的,总数不下百首。而且这位“诗仙”笔下的侠客动不动就挥剑杀人,似乎只有宝剑出鞘,才是真的豪情万丈。你看《白马篇》:“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
  也是在唐代,传奇中产生了侠义类型,《昆仑奴》、《聂隐娘》、《虬髯客传》……原本作为历史人物的游侠,经过1000年史家、诗人、小说家的不断想象、加工,形象已极大地扩展、丰富。
  宋代以后,重文轻武,诗文中的侠客渐渐减少,行为举止也越来越“文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苏轼作《方山子传》,述主人‘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可终其篇宝剑并未出鞘,只有一个飞马射鹊的动作。这在唐人看来实在是太不够意思,或许根本不承认他的侠客资格。”
  诗人青睐的“侠”,越来越脱离“具体”,演变成一种精神气质的象征:“侠骨”、“侠情”、“侠气”、“侠烈”。仗剑”未必为了“行侠”,不过是壮志未酬、感怀身世,甚至只是借此“豪气一洗儒生酸”罢了。
  有人把《水浒传》看做中国武侠小说的第一座丰碑,清代的侠义小说里对其借鉴取法也非常多。初期的武侠小说受公案小说、英雄传奇很大影响,侠士们除盗平叛、打抱不平的背后,总有一个名臣大官统领一切,比如《三侠五义》里的包公。流落江湖的“英雄”,最后的出路只有投靠“清官”或“明君”,这一令现代读者大倒胃口的情节模式,在《水浒传》中早已埋下种子。也许,这样的尴尬,才是几千年来“侠”遭遇的真实境况。回过头看,司马迁笔下那些具有独立精神人格的游侠,更像一个遥远的梦。
  新旧之争,武林演义
  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新小说”兴起后,侠义小说经历了一段低谷。直到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出版,武侠小说创作才再度狂潮激荡。最初将梁羽生、金庸等的武侠小说叫做“新派”,就是为了与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王度庐等为代表的民国“旧派”武侠小说相区别。
  但这样的划分一直有很大争议。古龙谈到“我们这一代的武侠小说”,就是从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算起,把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王度庐的《铁骑银瓶》和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都看作发展中的阶段性转折点。
  如果说新武侠的“新”,在于它突破了中国传统俗文学类型中侠义小说的固定模式,把演史小说、言情小说、神怪小说全部纳入自己的体系,那20世纪的两次武侠小说热潮可说是一脉相承。
  在梁羽生、金庸的小说里,常常有浓重的“历史演义”味道。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写的是太平天国及义和拳运动,《女帝奇英录》说是一部以武则天称帝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也不为过,金庸的《碧血剑》像是明崇祯、满清皇太极、李闯王三种政治军事势力的“三国演义”……
  至于言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王度庐早有“情侠”之称。他写的悲剧侠情,对后继的武侠小说作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萧逸各个时期的作品里,都能看到王度庐的影子,古龙也说:“到了我生命中某一个阶段,我忽然发现最喜爱的武侠小说作家竟然是王度庐。”
  武侠小说写神怪魔幻始于还珠楼主。有人开玩笑说,看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吃了一惊:“这不是《哈利.波特》吗!”这部小说到上世纪40年代末已出版了55集近400万字,若不是因政治变故被迫中止,按计划要写1000万字。以此来看,还珠楼主当年的流行,未必逊于后来的金庸。
  本文写作参考陈平原所著《千古文人侠客梦》、陈墨所著《新武侠二十家》
  奇侠录
  金庸
  孔庆东写《金庸评传》说:“如果没有金庸,梁羽生和古龙是不是一定能够超过琼瑶的价值,这还真是不好下定论的。”这句话大概会遭致围攻。但无法否认的是,武侠小说今天能在正统文学殿堂占据一席之地,金庸当领首功。学术界甚至把金庸的小说从整个武侠小说的系统里单独剥离出来,独树一帜,简直有点“ 特招生”的意思。
  在群雄逐鹿的武侠江湖,金庸像个始终保持着清醒姿态、若即若离的旷世高人。他写得不多,抽身及时,从1955年下海到1972年封笔上岸,不过长短不一的15部作品——每一部都别开生面,出手不凡。
  古龙
  文如其人,这四个字放在古龙身上最是恰当。无数人模仿古龙笔法,只得剑招不得剑意,因为实在难有人像他一样“人剑合一”。
  古龙自幼“落拓江湖载酒行”,写作之前,曾在刀光血影中讨过生活。他上结文人雅士,下交贩夫走卒,兼及黑白两道,一生嗜酒如命,情归多处,欠下的多重情债,一直到死也没还清。他48岁亡故,出殡时友人在他的棺材里放了48瓶XO酒陪葬。正是这个浪子,走出了一条与“武侠正宗”背道而驰的新路,热爱他的人说:古龙之前无新派。爱他入骨的人说:古龙之后,再无新派。
  梁羽生
  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里,周慕云和苏丽珍以“庸生”为名合写武侠小说,最后还留下一名名为“庸生”的身份暧昧的小男孩,引人遐思。金梁二人在当时的江湖上一时瑜亮,而梁羽生自己曾下定论:“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也许在形式和气质上,梁羽生更为接近老派武侠小说家,但他的儒雅又比老派的奇情侠义录有更多的文化沉淀。
  在一众武林高手之中,正是这样的老派文人作风,恰恰让梁羽生看上去有些形象模糊,直如他笔下那些恩怨两难断的男主角们:杨云骢、卓一航、金世遗。
  温瑞安
  如果说文如其人,温瑞安的确非常一致,他的小说在众侠客之中独树一帜,正是因为作家自身的气质独特,并将这种独特融入到字里行间,归根结底,大概就是“奇人奇侠”,少年意气,快意恩仇。
  温书的许多妙语,即便放在如今的语言潮流之中,也足以让网友捧腹,以至于有人专门整理他的妙语成辑。古龙爱写自身情绪的警句,温瑞安则爱总结世间纠结的妙语。
  在奇人林立的江湖,温瑞安的脱颖而出,还有其更无可取代之处,那就是至今仍旺盛的创作欲。
  武侠小说的“堂吉诃德”时代
  徐皓峰,1973年出生,1993年毕业于中央美院附中,后放弃绘画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现授课之余从事小说、编剧、评论等创作工作。主要作品有:《上海九流》、《民国刺客柳白猿》、《流氓家史》、《大明末世南京城》、《柳白猿别传》等,《逝去的武林》、《道士下山》、《国术馆》颇为畅销。
  时代周报记者 喻盈 发自北京
  1973年出生的徐皓峰,是新生代武侠小说作家中的一个异数:他用纯文学的方式写武侠;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却习武、修道,做了八年隐士;他把武侠小说的背景放到民国甚至当下,就像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貌似嘲讽,实则缅怀。
  四年时间,徐皓峰出版了三本武侠书,每本都让人耳目一新。其中第一本,就叫做《逝去的武林》。
  武林已逝,写武侠注定是件寂寞的事。尽管他的书在梁文道主持的《开卷八分钟》、崔永元主持的《小崔说事》里都被推荐,徐皓峰这个名字依然鲜有人知。他却喜欢这份寂寞:“我的条件其实比金庸要好。他是在热闹之中,花了很大的毅力把这件事情给顶下来了。我没那么多人关注,但起码一本书可以连贯地写,不写也没人催我。寂寞,反而能给自己减少负担—写书就是求个知己,知己不用太多,人活着干吗总要干大事呢。”
  从武术里学习小说文法
  《逝去的武林》不是小说,而是一代形意拳大师李仲轩的口述历史。李老年轻时是民国武林中的一号人物,人称“二先生”,34岁退出江湖,几十年来隐于市井,晚年在北京西单的一家电器商店看门为生。徐皓峰在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光伴其左右,记录下那个武术被称为国术的时代里,中国传统武者的爱恨情仇。
  许多从前秘而不宣的练武秘技,在《逝去的武林》里一一披露,一夜之间,徐皓峰的名字在海内外习武人士中迅速传扬,有人要塞钱给他办武馆,更多人找上门来想切磋比武—徐皓峰一一拱手,“我已经荒废很久了。”
  他真的习过内家拳。那是1989年,全国掀起少林武功热潮,徐皓峰正上初中,一时兴起,也跑去拜师,教他的正是李仲轩。“他跟我其实是亲戚,但是他年轻时因为练武被赶出家门,跟整个家族断了联系。我们重逢时,他已经73岁,教我有点像老年人找乐趣,并没有抱太大期望。我呢,后来兴趣也转移了,因为美术放弃了武术,学得非常有限。”
  不久,李仲轩出了车祸,搬到门头沟。相隔11年后,徐皓峰才幡然领悟到少年所学的宝贵,“返过头去找他,他已经风烛残年,一见面的感觉是,第二天这个人可能就不在了。”老人将毕生经验和盘托出,与徐皓峰对谈两年,然后溘然长逝。
  徐皓峰说,《逝去的武林》轰动主要是因为李老,自己只是个整理者,但这两年的际遇直接影响了他的武侠小说创作。“我写小说对文法的感觉,竟然是从怎么谈武术得出来的。”
  他为李老整理回忆,学到的是一个“删”字。“他讲得非常细致,如果我原样把他讲到的都整理成文,这个文章别人没法看。你讲得越细,别人就越糊涂。整理的稿子给他,他会指:这段不要,那段不要—不是从武术保密的角度,是从文章的角度。他说文字越简洁,给读者的感受越丰富,方方面面都讲到,反而就枯燥了。”
  徐皓峰惊讶地发现,这个一辈子练武、谋生,虽出身文化世家,但只读到小学的老人,却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在这个“诸艺衰落”的时代,从武术身上反而能见到完整的传统文化味道。“近代以后,中国文化整体在衰落。为什么说诸艺萧条?这些艺可能表面上特别兴盛,但失去了原汁原味的东西。练武术的人当时社会身份比较低,也没什么人搭理你,一个多世纪的变革对民间武学的伤害反而不是特别大,没有一下断了血脉。武术具体而微,比方说中国人的道德感,一看武林的规矩,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儿。挖掘出尚且保存完好的武术,对其它艺术门类能有一个带动。齐白石门下那么多徒弟,画出来了的,只有一个拉平板车、练武术的李苦禅。李苦禅一直练拳,他的劲儿跟传统绘画的笔法有相通的地方。”
  “不要鸡肉,只要这锅汤”
  徐皓峰用极简的笔法写了自己的第二本书:武侠小说《道士下山》,被称为“硬派武侠接脉之作”。硬派,是相对金庸、古龙等浪漫化的武功描写而言,上接民国武侠小说开山鼻祖向恺然一脉,对技术的描摹更加专业。旧派武侠小说本是民国武术界的发明,向恺然就曾在国术馆任职,并常为武术书籍作序。
  作为一个略通武学、浸淫过真实武林风范的人,徐皓峰对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解读别有一番趣味。他说,梁羽生写的是政治,把一个官宦家族的行为规范,作为武林中人的行为规范;古龙,写得最多的是古惑仔,《陆小凤》就像是描绘一个高级会所,几个功成名就、搞文艺的人一起打保龄球;金庸呢,小说里掺杂了官场、会道门(民间宗教组织)和现代机构的人际关系,“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四大高手一出来,你感觉就是一家大报社里不同版块的四个编辑,都是资深编辑。可能西毒欧阳锋专门搞成功企业家采访,东邪搞玩家民俗版块,洪七公专攻美食……这些人碰到一起,是几个大报社编辑的那种客套劲。”
  他认为金庸、梁羽生、古龙都懂武林规矩,但“真正武林中人的交流方式他没法写,因为很规矩很简单,有点像《教父》那样,没什么话,各安其职。作为传奇小说来说不精彩。”
  徐皓峰跟前辈的最大不同,则在于“写武林原来的事态,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原型”。《道士下山》一开场,是太极门内讧,“大家都觉得‘你编故事的能力真强’,但这其实是我从90岁老人嘴里采访出来的,不过是用文学的笔法把一段史实表现出来。”网上一位有心的读者,将《道士下山》中的人物作了一一考证:“罕拿活佛完全就是诺那活佛,其传法过程全是写实;陈将军有奉系军阀‘神剑’李景林的影子;至于那位神秘的司马春夏,则是陈撄宁与还珠楼主的混合体……”
  《道士下山》沿着古龙绝笔《猎鹰.赌局》开创的路数,写成了系列短篇的形式。但古龙是悬念化的风格,徐皓峰则在诡异的情节里,融入品评书法、阐释武学的意境文字,竟有几分明清小品文气质。“是非恩仇好编故事,但我抛弃了很多是非恩仇,这样才能把武侠小说短篇化,才能把以前武侠小说里被压制的意境焕发出来。比方说令狐冲一群人第一次去见东方不败,绕过了一个花园,单看这一小段就是很好的文字,但是一场巨大的成败把曲径幽深压制住了,变成佐料。我不看重那些大鱼大肉,反而觉得有些佐料的味道不错。人家炖一锅鸡,我呢不要鸡肉了,只要这锅汤,提高意境上的东西。”
  “真正好的文学写的都是失败”
  武侠名家里,徐皓峰偏爱古龙。1997年他刚开始写作,训练自己文字的方式就是改古龙小说。他买的第一本古龙小说是《大地飞鹰》,主人公名叫卜鹰。“不择手段是人杰,不改初衷是英雄。卜鹰身上兼具人杰和英雄的特质,最后他的英雄本性占了上风,业败、身死。”
  徐皓峰早就知道,英雄的结局,注定是失败的。
  但年少时,依然忍不住受那句“不改初衷”驱使。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徐皓峰逃离职业导演江湖,师从一位道教宗师埋首故纸堆八年—就是因为不愿意自己被江湖改变。“当时如果发展下去,找机会拍电影,说不定也能拍上,但我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我在这个世上没有独特性,既没有独特的知识,也没有独特的感慨,不如先去补充一下苍白的自己。”
  八年隐士般的生活,零散写些文章,有时一年只有几百块钱收入。有人看了他在道家专业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曾力劝他出家。
  2004年回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教,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知识和感慨”,他说:“这样就可以立世了。”不改初衷所付出的代价,竟然真的得到回报。
  但他也同时承认了英雄梦的破灭:“黑泽明很深刻,武士跟土匪打仗,最后胜的是农民,不管人杰还是英雄,都不会有好下场。什么样的人有好下场?庸俗的人。每一个人只要你活过30岁,就都变得庸俗—庸俗并不是一个坏词,庸,常规,俗呢,是跟大众发生关系,跟大众的联合。英雄和人杰都有可能是反人类的。”他诡异地笑笑:“在世界的阳面,所有过了30岁的人都等同于大众;在世界的阴面,英雄和人杰以别的方式存活了下来。文学就属于那个阴的维度。好的文学,写的都是失败。”
  在徐皓峰的第三本书里,那个练就了绝世武功、自居为“国术馆馆长”的当代青年,以堂吉诃德的方式完成了对这个时代的巡礼,最终飞往冥王星。“他练武,象征着一个传统的信念: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可是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全变了,人家不按这个价值观走。”
  “东方帕尔曼”
  结缘观澜湖
  5月9日-10日,有“东方帕尔曼”美誉的国际知名小提琴演奏家柴亮莅临深圳观澜湖激情演奏。据介绍,柴亮此次到深圳访问演出是参加“观澜湖名师音乐沙龙”活动,庆祝观澜湖荣膺吉尼斯纪录成为世界第一大高尔夫球会五周年,同台献艺的还有国内最具实力的青年大提琴演奏家孙晓淇和钢琴演奏家施佳佳。
  柴亮的小提琴、孙晓淇的大提琴和施佳佳的钢琴,是目前国内最负盛名的室内乐组合。柴亮1992年考入美国纽约朱丽亚音乐学院,拜在“世界小提琴教母”桃瑞丝.迪蕾门下,1993年获得全美华人最高艺术成就奖,并被誉为“东方帕尔曼”。孙晓淇、施佳佳夫妇曾在国外留学多年,分别获得大提琴独奏和室内乐双硕士和钢琴独奏和室内乐双硕士学位,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室内乐是欧洲古典音乐的典范,相对交响乐而言,室内乐演出不受时空限制,虽然乐队编制较小,但更注重情感的抒发,更强调演奏者和欣赏者之间的交流,欣赏者不仅可以欣赏高雅音乐,还可以聆听观摩名师的讲解、示范。
  在欧洲,室内乐原是王室和贵族中流行的一种圈层文化,传入中国后深受精英阶层的欢迎,但由于种种原因,室内乐在中国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 2003年柴亮回国以后,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室内乐的发展,他和孙晓淇、施佳佳钢琴三重奏的组合,代表了中国室内乐的最高水平,曾在国内各大城市巡回演出,受到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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