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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南先生的书】原本大学微言之“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续(14)

PPP实战讲堂2018-02-07 05:58:00

第八篇 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

---原本大学微言



五七、南宋王朝和四书章句

南宋高宗赵构和钦宗一样,都是徽宗的儿子。徽、钦二宗父子被金人俘虏北去,金兵曾经一度进攻到南京和临安 (杭州),但被韩世忠和岳飞等所击败,立即撤退北归。可是金人曾两次利用宋臣张邦昌,立作“楚 帝”,跟着又立刘豫作“齐帝”。他想用傀儡的政权,作为缓和民族之间的抵抗情绪。宋高宗就在这 样战况胜负不定,不听抗金名将宗泽的建议,就由他最初被封为“康王”的封地相州(河南汤阴,今 称安阳县),决计退到扬州,后来又一路逃亡到浙江的宁波、温州而到杭州。正当宋室朝廷进退无主的情况下, 他被臣工们拥护,就在杭州继承帝位,是为“南宋高宗”。

但高宗在即位以后的战略政策,既不想中兴,更不敢想统一。他所想的只是偏安一隅,苟延残喘而已,所以仍然学 祖先的办法,以金钱财货的“和议”做为上策。因此罢李纲、韩世忠,以秦桧杀岳飞,表示“偃武修 文”,以促成和议的成功。至于国破家亡,父兄被俘虏,在他做皇帝的三十六年,以及后来让位给太子孝宗的二 十五年,前后一共活到八十一岁之间,从来没有表现过激昂慷慨的情绪,真是到达一切都不动心的景况,看来也算是 历史上一个稀奇的皇帝。另据宋人史料所载,当宋高宗出生的时候,他的父皇宋徽宗,忽然梦见“五代” 末期和赵匡胤同一时代的吴越王钱镠进宫,他就出生了。这个史料,虽然是古人迷信的传说,但看来也非常有趣。钱 镠一变而做宋高宗,便把杭州做汴州(开封),大概正如白居易的诗所说,“未能抛得杭州去,大半 勾留是此湖”吧!

宋高宗的所作所为,明显的权术不少,例如他使秦桧杀了岳飞以后,便把岳飞的故宅来办“太学”,这 是要人怀念岳飞呢?还是教人只要读书,不要学岳飞以武力抗金呢?这就不得而知了。其实,他的心事,敌国的金人 都很明白,只是不说穿,好做要挟而已。例如在绍兴二十一年的春天,他总算要表示一番,就派了一个专使叫巫汲 (汲 拼音:jí)的,到金国去做“祈请使”。这个职责的名称很奇怪,“祈 ”是“祈求”,“请”是“请安”。所以巫汲到了金国,首先提出要迎请靖安 帝(钦宗)归国。金主就说:“不知归后何处顿收?”换言之,你们要钦宋回到南宋以后,不知 道你们拿什么地位来安顿他啊!做皇帝吗?高宗肯让位吗?不做皇帝,他回去又做什么呢?岳飞口口声声要“直 捣黄龙,迎回二帝”,所以就不能不被杀了。巫汲听了金主的问话,就无话可对,只好唯唯而退了。

 ■ 宋高宗两道互相矛盾的诏书

我们暂且不管历史上的是非,再回转来讨论南宋开始的文运,和宋儒程、朱理学的兴起,使《大学》、《中庸》大 行其道,做为帝王领导学和帝王师之学的由来。

前面已经讲过北宋末期五大儒和二程兄弟自称“出入佛老,反求六经”而悟道,突然继承孔孟的绝学, 点燃千古心灯的经过。从现在的我们看来,只如浮光掠影,白纸上有一些黑字而已。而在南北宋之间,这可不是小事 ,它是足以震撼千古的奇迹,使当时的天下学者低首向“程门”的,实在不在少数。

宋高宗既然不顾宋室的国耻,决心以和议为上策。但他也知道,全国的人心是不甘于三分天下二分亡的局面,主战 和主和派的冲突,也很难调和。因此,他也要学祖先宋真宗那样的办法,怎样可使人民的心理,安于偏安才好。武的 不行,只有文的最好。因此先须收服一般读书知识分子的舆论情绪,就在他仓促登位的第四年,也就是改年号为 “绍兴”的元年,“诏(追)赠程颐直龙图阁大学士”。他下的这一道命令便叫 “制词”,大略如说:

周衰,圣人之道,不得其传。世之学者,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求之?亦孰从而听之?尔(你) 颐(程颐)潜心大业,高明自得之学,可信不疑。而浮伪之徒,自知学问文采,不足表见于世;乃窃借名以 自售,外示恬默,中实奔竞;使天下之士,间其名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显之者,以明上之所与,在此 不在彼也。

他的这道“制命”,切实褒扬了程颐(伊川),是继千古以来周公、孔子绝学的第一人。只 有程伊川是真儒真学者,其他的人都是假道学,自己叫卖虚名而已。所以我要追封程伊川为大学士,希望大家都要如 他一样。不过,这篇“制命”的大文,不知道是高宗自己的手笔,或是哪个大臣所代写的,看了它最后两 句,真的很有意思,也真的很可笑,是绝妙好辞。他说;“我所以现在要褒扬程颐、是要使大家明白皇帝给与他 的荣耀,真正的意思,只是为了这个,不是为了那个。”你们不信,再读一读原文最后的三句试试看。他当时还 是初登帝位,还在坐立不安的局势之下,就先来捧出北宋王朝时代的一位新圣人干什么?根据他原文最后一句自做的 答案,是“在此不在彼也”,岂非明白告诉大家谜底了吗?

但在他下达尊崇程颐的诏令五年以后,便有儒臣陈公辅上书,要求禁止“程学”,高宗又照准了。陈公 辅的奏疏内容,大略是说:

今世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之学,相率从之,倡为大言: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仲尼传之孟轲,孟轲传之 (程)颐,颐死遂无传焉。狂言怪语,淫说鄙论,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 。师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则为贤士大夫,舍此皆非也。乞禁止之。

因此,高宗就另下一道诏书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可是当时 与“程门”有关的学者,也是开初推荐秦桧的名臣胡安国,又上疏为“程学”辩护说:“ 孔孟之道,不传久矣,因(程)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从颐学,是入 室而不由户也。”这当然又引起另一些儒学大臣的反驳,反而弄巧成拙。

 ■ 评朱子所谓“帝王之学”

南宋高宗初期用儒学相号召的文化教育政策,就在这样的争辩不定中过了三十多年,但二程之学的门人弟子,高谈 心性微言的学风,已经大行其道,在年号“绍兴”的三十二年间,有“程门”的再传弟子朱熹 ,自己主动“上封事”(当时的密奏名称),首先提出:“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 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细必照,则自然心诚意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接着第二点,提出安内攘夷的 理论。第三点,提出政府官吏的管理治权的根本,还需朝廷的正确决策等等。朱熹的这篇奏疏,除了他首先提出《大 学》开头的“格物致知”为帝王学的根本以外,其余所论国家天下为政之道的见解,不但现在看来很平凡 ,在当时看来想必也很平凡。而且朱熹当时的官职,只是一个“监南岳庙”的“监官”,等于 现在湖南衡山的宗教局长,虽然已有“程门”传人学术上的名声,但到底还是官卑位小,人微言轻,当然 是石沉大海,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在后世推崇朱子学说的人看来。便认为是无上的高见,因为他首先提出《大学》 的“格物致知”为帝王之学,是为儒学出身的学者引起足以自豪的心态在作祟了。

其实《大学》的本文,只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并非说《大学》就是做天子的 帝王学啊!它是说做国家第一领导人的皇帝也好,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好,不管做什么,必须先要学好做人,以修 身为本才对。至于由修身而外发为治国平天下之学,是做学问一贯的道理。并不是说,必须要出来做官,做事业发财 ,甚至要做国家的第一领导人,当上皇帝才是“明德”的学问啊!否则,著作《大学》的曾子,他自己为 什么不出去做皇帝,而且也不肯随便去做官,做事业发财呢?

总之,学问修养是一件事,做皇帝或做官或发财,是另一件事。有学问修养的去做皇帝或做官,做事业发财,当然 是好事。但没有学问修养而能做个好皇帝或好官,那也就是真学问真修养。有学问修养,不得其时而行,就不出去做 官做事,自守善道,做个规规矩矩的人。或者以“师道”自居,随缘教化后生而“止于至善” ,这也正是“大学之道”的一个典型,例如曾子就是这样一个人啊!

话说朱熹,他在宋高宗的时期,并没有得行其道,高宗死后,由孝宗赵眘登位,有恢复中原之志,准备讲武,设置 武举十科,并以朱熹为“武学博士”。因为他对高宗“上封事”的书中,也讲过有关恢复的事 ,所以便给他这个官衔。但还没有开始讲武,宋朝又与金人修好谈和,而且朱熹又和当时的宰相及大臣们议论不合, 因此就罢官。史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进讲者七,知无不言”,然因与韩 侂胄(侂 拼音:tuō;胄 拼音:zhòu)等意见不合而罢官。当宋光宗赵惇(惇 拼音:dūn) 的最后一年,才再召朱熹为侍讲。跟着就是宁宗赵扩即位,韩侂胄当权,宋室朝廷也正闹严禁“伊洛之学 ”,视之为“伪学”。因此,又罢免了朱熹的侍讲和修撰的官职,再过九年,朱熹以七十一岁的高龄 过世了。

总之,朱熹生当南宋新朝的初期,经高宗到宁宗四代半壁江山的皇朝,主战与主和的战略纷乱、忠奸邪正的政党相 争。他抱有以圣学匡正时弊的目的,处于无可奈何的局势之中,但仍然坚守二程“伊洛”之学的师承,自 以“主敬”的修养、主张“道问学”以达贤圣的宗旨,始终不变。实在也足为后世学者的楷模 。他的一生对儒家经学的著作不少,但最用心得力的应该算是《大学》、《中庸》的章句。换言之,他把原本《大学 》、《中庸》另加分章编排,自作注解。他自己并没有说,只有我朱熹所编注的《大学》、《中庸》,才是空前绝后 的孔门正宗心法,后世必须以此为准。但他编注的《大学》、《中庸》,却变为后世元、明、清六七百年来的御用范 本,用它来牢笼天下学者进取功名的思想,成为不可另有其他见解的意识形态。应该说这并不是朱熹的本心,这是元 、明、清三代那些“不学无术”治国当家皇帝们的过错。尤其是明朝开国之初的和尚皇帝朱元璋一手造成 的罪过。

 ■ 主张学以致用的名儒

事实上,当南宋初期四代帝王的八九十年之间,和朱熹一样,同为当代的名儒学者,同样具有以正学救时的用心, 同时也在讲学传道授业者,并不少数。

例如在中国文化史上,或是儒家理学史上最有名的陆九渊(象山),便和朱熹有正好相反的治学观点, 他是主张学问修养之道,以“尊德性”为主,但得其本,就不愁其末了。朱熹主张的“道问学 ”,是由集成学识,加以理性的精思推理而到达“形而上”道的境地,是从舍本逐末入手,恐怕终生 不得要领。“尊德性”是先行证入“明德”的“自证分(分 拼音:fèn) ”,自然可以贯而通之,达到一切学问的本际。因此,才有在历史上著名的朱熹与陆象山在江酉的一场 “鹅湖之会”,互相对话,辨证真理的学术会谈。结果是各有胜论,难定一是。朱陆异同的“鹅湖会 辩”,可以说是南宋初期儒家理学家们“理性主义”在逻辑上的论辩,是为后世学者所称道的盛事。 从西方欧洲的文化史来说,这时还正在经院哲学探究神学的阶段。从陆象山、朱熹死去的二十年后,西方的哲学家培 根才出生(培根生于公元一二一四年,正当宋宁宗嘉定的第七年)。看来也很有意思。

其实,在南宋初期,如以朱熹、陆象山两人代表理学家的注重心性微言以外,其他的名儒学者也不少。尤其是调和 朱陆之间的吕祖谦(东莱),后来列为浙东“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另如“永康学派 ”的陈亮(同甫),以“功到成处便是德,事于济处是有理”的事功主张,与朱陆异同之 争,更为突出。如其自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异同,原心于秒忽,较理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 养为主,晬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 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这些话很像孔门弟子子路的豪情壮语。因为他有志急切 于事功,所以曾与当时退居浙南的军事学家而兼诗人的辛稼轩往返,纵论国是。辛稼轩在他走后,用自己的经历,作 了一首《破阵子》的壮词寄给他,可以说不是赞许的意思,还是劝勉他“知止而后定静”的成分居多。原 词是: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另如吕东莱、陈同甫之间的“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水心),大致都主张学以致用, 不大同意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空言义理。其他还有“闽中学派”、“宁波学派”等等,也各 有所长,各有专著行世。有人说:“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出生在乱世和衰世的时代。”如果以这个观点来 看南北宋的文运,似乎觉得哲学和文学又太多了一点。但到了南宋建都杭州百年以后,十三世纪的后期,中国文化儒 、释、道三家的主流,也都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缟 拼音:gǎo)”了!由于理学的兴 起,传统儒学的“五经”正义的经世致用之学,也已渐形没落。禅宗从临安大慧宗杲(杲 拼音:gǎo )禅师以后,也已进入“说理者多,行证者少”的情况。道家有与朱熹同在福建武夷山的白玉赡,被 后人推荐为继南宗张紫阳真人的正脉以后,也就转入元朝初期王重阳和长春真人邱处机所创的“龙门派” 的道教了! 

可是宋儒的道学,从出入禅道的樊篱,以《大学》、《中庸》为主导的“性理微言”,犹如异军突起, 势不可遏。其中尤以朱熹所尊奉“伊洛学说”,并自创立以“道问学”为主导的性理学风,更 为一般后起学者所欢迎。自朱熹以后,有真德秀和魏了翁二人。皆宗奉朱子的学派,最为杰出。虽然宋室的政权,已 在风雨飘摇,垂垂欲堕的情势之中。但被历史认为促使宋朝灭亡的先后三大名相,如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也都 是忠奸莫辨的人物。其实,是因为他们复兴无功,建国无能,又在学术思想和政治作为上矛盾冲突,就弄得灰头上脸 ,遗臭万年。不管南宋的朝政如何紊乱,但在宋理宗时期,真德秀仍以儒家理学可以救时的用心,作了一部名著《大 学衍义》,极力推祟“大学之道”便是千古不易的“帝王之学”。以“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齐家”为四大纲领,引证经训,大旨在端正领导人皇帝的“君心”,严肃宫廷的齐家之道 ,排弃幸进者的当权执政等三个要点,都是针对宋室末代衰乱的情形而立论,所以更被当权者所忌惮。史称其“ 立朝十年,奏疏数十万言,皆切中要务”,终亦不免遭受排挤出局的必然结果。

 

五八、蒙古西征与西方人的误解

我们姑且大略介绍南宋宁宗庆元六年,朱熹死了,韩侂胄当权的阶段开始,正当公元一二○○年后的七八十年之间 ,北方的金国亡于蒙古族的元朝。南宋末代的宰相贾似道求和于蒙古,反而促使南宋早亡于元。这些历史往事,都是 发生在十三世纪的阶段。也正是人类文化在东西方历史上造成一个偏见的论点,那便是由成吉思汗的西征,造成西方 人至今误解东方人为“黄祸”,以及附会基督教《圣经》上所说的魔鬼,与东方中国龙的图腾,连在一起 ,谬论连绵,形成畏惧和仇恨东方人和中国人的偏见心态。

当然在西方的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因为不大明白中国历史,从来没有人做详细的研究,理出公平的理念。中 国本土的学者,也往往随便跟随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凡是中国人便统称蒙古族。也不仔细研究分析中国各民族,尤 其是汉族,它和印第安族与蒙古族祖先的血缘传统关系等等。希望将来的学者能正视这些问题,不要认为是不相干的 事,而忽赂过去,造成人类之间的大误会。因小失大,恐怕为将来世界上有些人借此挑起种族主义,或有色人种的战 争,那就更加罪过了!

现在我们简单地了解十三世纪这一阶段的西方历史故事:当在一二○三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的第三年,即一 二○六年,蒙古族的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诸部,自称“成吉思汗”。同年,东罗马帝国建希腊帝国于尼西亚 。一二○九年,法兰西斯派修道士会成立。一二一二年,西班牙十字军兴。一二一五年,英王公布大宪章,世界才有 宪法之始。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一二二二年。蒙古灭回回国(花剌子模),成吉思汗西征军逼近印 度。一二二四年,蒙古降伏南俄罗斯诸侯。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死亡。一二三七年,蒙古人进入俄罗斯。一二三八 年,西大食建格拉纳达王国。一二四○年,蒙古将领拔都征服俄罗斯,于第三年建钦察汗国。一二四一年,蒙古大破 欧洲诸国联军。一二四五年,教皇英诺森第四派蒲郎卡皮泥东来。一二五○年,埃及马木路克朝兴起,是为历史上著 名的埃及奴隶王朝。同年,法王路易第九派罗伯鲁克到蒙古和林。一二五四年,第六次十字军终结。德国大空位时代 开始。一二五八年,蒙古灭大食阿拔斯朝,开建为依儿汗国。一二六四年(甲子),忽必烈在中国北京正式 建都,改年号为至元。一二六五年,英国创立国会,是为世界上有国会之始。意大利诗人但丁出生。一二六九年,元 朝才由帝师藏僧八思巴根据藏文创作蒙古字。一二六○年,法王路易第九发起第七次十字军,到一二七二年终结。一 二七三年,德国哈布斯堡家族开始。路德福第一被选为德帝(德国的大空位时代结束)。三年以后,即一二 七六年,南宋灭于元朝。一二九五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仕于元朝,后返抵威尼斯。我们大略看了这些对 比的东西方历史文化,既很奇怪也很有趣,好像十三世纪,便是成吉思汗的世纪,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到此划分界限 ,成为黯然失色,大不如前的转折时代。

 ■ 成吉思汗为何西征?

从中国远古史上研究中华民族上古氏族社会的渊源和分化,问题很大,也很复杂,暂且不说。如果只从中国北疆的 蒙古、满洲,以及汉代所称的“西南夷”,与苗瑶等各个少数民族的血缘渊源来讲,古人也早有说明,认 为原在远古,与我们同为一体血脉相承的共祖。例如在清朝初期的雍正,曾经为了满汉民族意识的争端,便亲自写过 一部《大义觉迷录》。他的论点,虽然一直没有被汉人学者所承认,但也不能一概抹煞,从中华民族史学的观点来讲 ,应该算也是富有创意的论文。至于大元帝师八思巴对蒙古民族祖先的来源,用了印度小乘佛学上的观点,另行 “高推圣境”,那是针对元初开国的恭维话,老实说,是凭空捉影,在人类学上和中国民族学上,实在无 所根据,不必再加讨论了。

我现在首先提出几个观点,以供诸位及将来学者研究作参考。

一、蒙古这个名词的来源,很可能是从西汉初期“冒顿”这个名词的变音而来。等于现在西方人称中国 为 China,是从秦的变音而来。冒顿,就是汉高祖亲征时,把他围困于白登的那个氏族。

二、自汉以后,匈奴、乌桓等族,喜欢尊称他们所敬服的君长叫“汗”。事实上,是从仰慕汉朝的用意 而来的。“汗”就是“汉”的同音语,只是为了区别,中国的历史上便采用“汗” 字,而表示刘氏王朝所建国的“汉”字,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正统。匈奴、突厥因景仰汉室的威风,也自己 尊称为汉,是要降格以从,所以便用一个同音的“汗”字来替代了。换言之,“汉”字也好, “汗”字也好,反正都是自认同样是一个“大汉”的民族。所以到了唐代,因唐太宗李世民和 李靖在武功上的威望,突厥便全体降服,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这个尊称的含义,就是把中原皇帝称 “天子”的“天”字,加在“汗”字前面,便成为“天可汗”了。换言 之,就是推崇唐太宗为皇帝的皇帝。因此,在十三世纪的开始,铁木真崛起蒙古,便自称为成吉思汗,也正由这种传 统观念而来,并不是从“汗马功劳”的“汗”字取名的。

三、在中外的历史上,凡是原先居住在北方地区的民族,如果崛起南征,大多数必定会占领南方,统一全国的。中 国的历史,是有很多次的先例。欧洲各国的历史也是如此。甚至十七世纪新兴的美国,也不例外。孔子也曾经说过北 方之强与南方之强的异同,那是从地球物理,与地区民族性的科学观点上立论,理由太多,一时说不完,而且不是本 书的正题,就不多说了。

但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上,无论是从地缘政治,或战争史实上来看,从北征南,江山一统的次数多,如汉、唐、宋 、元、清。从南伐北,除了明代一次算是例外,几乎没有失败的结局。其中的道理太多,牵涉太广,也只提到为止。

四、成吉思汗在蒙古的崛起,包括他的子孙,在几十年间之所以西征东讨,南征北伐,无往不利的条件,并非天助 ,也不是蒙古军别有好勇善战的武功。实事求是来说,那是因为蒙古军在当时,拥有了世界上强大兵种的关系。这也 就是佛学上说轮王须有七宝中之一的“马宝”。十三世纪的东西各国,虽然也早已知道使用骑兵,但使战 马繁殖群生,加以严格训练骑射等武功,而成为集团作战的骑兵,却以蒙古军最为成功。这等于是二十世纪初期,用 拥有大量机械化的坦克部队,以压倒性的攻势,歼灭地面上的陆军,当然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了。但也不要忘了,能 够崛起而领导人群的人物,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加以宽大坦诚的作风,有德才有威的形象,最为主要。成吉思汗便 是这样的一代之雄,才能培养发展出史无前例的骑兵威力。

五、成吉思汗崛起后,为什么不先行南征,打垮金国,直下江南而统一南宋的天下,却偏要远征西域而打到欧洲呢 ?这个问题,大家似乎都忽略过去。尤其是西方的学者,过去素来不了解东方和中国的历史背景,所以只以“黄 祸”这一个观念,用来概括蒙古或东方,甚至是所有中国人的野蛮了。

如果你熟悉中国史,不要说上古或西周,你只要从秦汉开始,展开中国历代的历史记录,几乎不论哪一朝、哪一代 ,百年内外,或几十年之间,没有所谓匈奴、突厥等等从西陲、北疆进入的侵略战争,这种事件不一而足。中国历史 上所谓的“胡人”,就是指由西陲和北疆所有侵略中原的各个民族的统称。而且历代以来的胡人,其中大 多数早已是胡汉交流的混血种族。不管如何,凡是从西陲北疆入侵的胡人,以畜牧为生,牛马羊及骆驼的繁养,首先 便需要占领西北和北疆的蒙古草原,才能立足。而草原在中国西北的边境,根本就无法严格划界。因此,西胡、北胡 的入侵,首当其冲的便是蒙古各族。铁木真(成吉思汗)从幼小孤苦的心灵中,深受他族侵凌之害,而且也 明白西胡的祸害特别深,所以一旦崛起,趁着屡战屡胜的余威,就长驱西向。所以他对被征服的各国说:“因为 你们犯有滔天大罪,我乃奉天命来惩罚你们的。”这便是他西征的原因所在。

至于他当时对于在南方的金国,和更南方的宋朝,还没有可以南征的认识,一直到他死后,他的儿子们南进,攻下 全国所属的潼关,才知道中原故国也不过如此而已。因此,才敢奢望华夏,但仍要先派人和南宋联合,灭了金国。再 到宋理宗景定时期,公元一二六○年,由忽必烈在东北的开平建都开始,才入主中国,统一海内。忽必烈在位三十五 年,以后经历六个皇帝,或三年,或四年,或十三年,一共加起来,不到三十七年,只有最后亡于明朝的元顺帝,也 和忽必烈一样,在位三十五年。

 ■ 藏密为主下的儒家

总之,元朝建国,先后只有九十年(从公元一二七七年起,至一三六七年止),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伤 残性就非常地大。

一、元朝当时的蒙古民族,因为久处在中国极北边疆的草原,历来都受西胡、北胡的侵扰,防御和战斗,便是平常 生活中的习性,本来就缺乏文化的基础,并不像辽、金两个民族,早已受华夏文化的熏陶。因此,自忽必烈首先进兵 西藏,便受西藏密教喇嘛文化的感染,非常信仰。尤其他更惊奇十五岁的少年藏僧八思巴的学识和神奇,就尊为国师 ,请他制作蒙古文字。到了统一中国以后,便和西藏的喇嘛共治中国,把大小的喇嘛分布全国各地,主导各省、州、 县的教化。而且当时喇嘛还是以原始西藏密教的“红教”为主,大都从事男女合参的“双身法 ”。因此,使这些戒行有亏的番僧,得以仗势奸淫妇女,侵占贪污,不一而足,民怨沸腾。至于传统的禅、道、 儒、佛文化,受到密教的摧毁,几乎已一落千丈,从此欲振无力了。

二、蒙古在元朝的时期,本身种族人口并不太多,而且在西征到欧洲,北伐到俄罗斯,南征到中国全国,要分派各 地统治的人才,根本就非常缺乏。因此,就把原先西征途中早期投降过来的人,都派出到中国各地,充当统治的官吏 ,例如马可·波罗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从元朝开始,政府下达民间的公文,就有“各色人等”,或 “色目”人等的文句。所谓“色目”,就是蓝眼睛的人。“各色人等”,就是包括 黄种、白种、棕色及黑色各种民族。中国的历史,在元朝这个阶段,也可以说已经有过人种血统大混合的一段经历了 。

三、在元朝初期忽必烈统治的时代,好在还有一个金国的遗贤耶律楚材担任中书令的相职。同时还有一个和尚出身 的汉人刘秉忠,都是受忽必烈所信任的人。耶律楚材是当时金国的禅宗正统大师万松秀禅师的弟子,而且对儒家、阴 阳家、杂家等学说,都有深造。他和元遗山一样,都是金国末代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修养的学者。当成吉思汗兵临 印度边境时,因为接受他的劝谏,才没有进攻印度。刘秉忠也是兼通儒、佛和阴阳家之学的特殊人物。因此,而使元 朝初期,渐渐受到儒家学说的薰习,才能保存元气。但元朝以来的儒家学说的理念,大部分仍是宋儒的传统,尤其是 以受朱熹影响的传承为主。

四、元朝的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后,除了崇信西藏密教的佛法,和藏僧喇嘛共治中国以外,渐渐也开始认识孔孟之道 的儒家文化,而且受到一般儒家学者臣工们的影响。忽必烈死后,由他的第二个儿子继承帝位,史称为“元成宗 ”的铁木耳,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而且这篇封号的文章“制诰”,实在胜过历 代敕封孔子的“诏书”,不知出于哪位儒臣的大手笔。如云:

制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于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 万世者也。可加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祀 拼音:sì,祭)以太牢。于戏!父子之亲,君 臣之义,永为圣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罄 拼音:qìng)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 (祚 拼音:zuò,福,赐福)我皇元。

并赐诸王《孝经》,到了“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史称“元仁宗”的第二年,又诏以 “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栻 拼音:shì)、吕祖谦、许衡 ,并从祀孔子庙廷”。但元朝宫廷内外的重要大臣及其族众,始终是信奉喇嘛的密教为主;尊重儒家,但为俯顺 (俯顺:顺从。用于上对下)士大夫们的习惯而已。古人所谓:“善于泳者溺于水”,“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因此,到了元顺帝的时期,便有韩山童等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起义,宣传 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人间救世。跟着便有方国珍、张士城、陈友谅,乃至朱元璋等乘时而起,促使 其亡。元亡于明的这个阶段,已经到了十四世纪即是公元一二三三年至一三六七年,西方的欧洲,正当意大利人文主 义开始发达,商业都市勃兴。英法百年战争的兴起,也正在这一阶段。德国的帝位,正由诸侯选举所产生。日本也正 在分为南北朝的时代。西欧的文化,仍处在基督教神学昌盛的阶段。从一三七八年开始,罗马教会大分裂,直到十五 世纪的一四一七年为止。

 

五九、明清的科举与宋儒的理学

东方古老中国的文化,经过元朝百年以来的摧折,由平民起义的各路英雄,基本上都不如汉、唐开国的规模。明太 祖朱元璋更不例外,既没有汉高祖刘邦的豁达大度,更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虽然朱明一代,与汉、唐、元 都是一统山河的帝制政权,但前追唐朝,后观清代,无论文治武功,都是黯然失色的。有人说,汉朝四百年,是刘家 与外戚宦寺(太监)共有天下;唐朝三百余年,是李家与女后藩镇共有天下;明朝三百年,是朱家与宦官 (太监)共有天下;清朝两百余年,是爱新觉罗与绍兴师爷共有天下。这样的史论,虽然过于笼统草率,但 也蛮有道理的。

 ■ 为朱元璋做个心理分析

我们在前面大概约略地提过,在整个的历史上,反观任何一朝一代的政风,都和开国之君创业立国的学养见解,有 牢不可分的关系。这正是《大学》所讲“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原则要点所在 。

明朝三百年来的帝室政权,之所以如此的阴暗,完全由于朱元璋本身的前因而来。他出生在元朝末代乱世的贫民家 庭,在童年孤苦伶仃的生活中,早已埋下了看人世社会都是一片悲惨残忍的心理因素。后来生活无着,为了糊口,只 好到皇觉寺去做和尚。宋、元以来的汉僧寺院,仍然具有丛林制度的严格清规。俨然一个政治体制的组织。对于长上 和各个职司,既要坚守戒律,又要集体劳务,所谓“敬”和“肃”的遵守,是它基本的精神所 在。他做和尚的日了不算太久,对于佛教的慈悲和忍让的内养修持功夫,虽然也有所了解,但毕竟并未深入。况且皇 觉寺的和尚,也避不开时艰年荒、流离失所的遭遇,他只好被迫出去化缘,仍然也混不到饭吃。因此才去投军,参加 平民起义的行列。

如果从心理学立场的观点来分析,以朱元璋从小到长大的遭遇情况来说,假如事业有所成就,这种人就会变成三种 个性的典型:

一是对社会人群,始终充满仇恨和不信任的个性,变成刻薄寡恩的作风。

二是对社会人群,反而具有同感痛苦的同情心,处处推己及人,愿意反馈社会,尽量做好事,成为一个大善人。

三是变成双重人格,既充满仇恨与刻薄,又很悲观而具有同情心。但有时仁慈,有时残忍,很难自制。

我们只要多读《明史》,仔细研究朱元璋,你就可以了解到孟子所说孤臣孽子的心境了。如孟子曰:“人之 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可惜他所遭遇的是时势造英雄, 做了皇帝,却不达观。如果以他的聪明慧知,做一个中唐时代的和尚,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称佛做祖。但他的根本 学识习性,仍然没有脱离少年时代在皇觉寺为僧时的僧院知识。因此在他所创建的明朝政治体制中,有关官职的名称 ,有些仍然采用“丛林寺院”僧职的名位,如“都察院”、“都检”,乃至称僧职 叫“总统”、“统领”等名词,都是与“禅林寺院”职司的名号相同。

可是在他称“吴王”开始,到登位称帝以后,的确勤奋读书,努力学习。但很可惜,没有得到良师益友 的辅导。如宋濂、刘基,他都是以臣工视之,并非尊为师友。如史载他对两人的评语说:“宋濂文人,刘基峻隘 。”所以对于他们,始终是有距离,用而不亲,影响不大。在他心理上最大的缺点,就是始终有挥之不去的自卑 感。古今中外的人性心理,凡是过分傲慢的人,都是由心理上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他自小由环境所造成严肃忮刻 (忮 拼音:zhì。忮刻:褊狭刻薄)的生活习惯,很难兼容并蓄,更谈不到有“格物致知 ”的容人容物之量。

但他在登位称帝以后,正如唐、宋开国的皇帝一样,总想找出一个具有显赫有名的祖宗,作为自己的背景。李唐皇 帝,找到老子李耳。有道教教主的“李老君”做背景,是够神气的。赵宋也用道教的帝君来陪衬自己。朱 元障找谁呢?开始他是想用朱大夫子朱熹的关系。当他还正在疑难不决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理发的司务(相当 于今天所称的师傅)也姓朱。他便问他,你是否也是朱熹的后人?谁知那个理发匠却答说,我姓朱,是另有祖先 的,朱熹和我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认他做祖先啊!这句话,使他感觉到很惭愧,因此,就决心不认朱熹做祖先了。 这个典故,不是凭空捏造的,是记在明人一部史料笔记中,我一时记不起书名来了,你们查对,一定会发现的。

 ■ 科举取士的利弊

但从明朝开国,创建科举取士的考试体制,规定用朱熹的《四书章句》为标准,推崇《大学衍义》等传统,实在出 自朱元璋的创制规定,以后一直沿用到由明朝乃至清朝约六百年而不变,并非事出无因。另如以宋儒理学家的严峻规 范思想,制定对妇女的节操观念,限制重重,也是由他手里所开始的。大家不可以把这些过错,随便归到儒家的礼教 和孔子、孟子的罪名上去,那是很不公平的。

现在为了缩短讲课的时间,我们只引用明初朱皇帝有关这一方面的史料,大家看了,就可明白了。

元顺帝至正二六年,即公元一三六六年,朱元璋正在称吴王的第三年。即诏求遗书,如史载:

上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 治,始可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阐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 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庑 拼音:wǔ,堂下周围的走廊、廊屋)壁间。曰:“前代宫室 ,多施绘画。予书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第二年,开始第一次创制文武科取士之法。如云:

“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其科 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

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观历代宫阃(阃 拼音:kǔn,门槛,门限),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卿等纂修《女诫》,及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洪武三年,第二次

诏设科取士,定科举法。初场,各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诏、诰、表、笺、内科一道。三场,策 一道。中式者,后十日,以骑射、书、策、律五事试之。

洪武十七年,第三次

颁行科举成式。凡三年大比,乡试,试三场。

八月初九日,试四书义三。经义四。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义(程传与朱 子本义)。书,主蔡氏(沉)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 注疏。

十二日,试论一。判语五。诏、诰、章、表、内科一。

十五日,试经史策五。

礼部会试。以二月,与乡试同。其举人,则国子学生,府州县学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应之。其学校训导 ,专主生徒。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俱不许入试。

同时,另有一件故事,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一定觉得他很愚蠢,不懂得科学技术,因此而限制了科技的发明和应 用,非常可惜。事实上,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无比的方便,而且大有好处,那是事实。但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 来精神文明上的堕落和痛苦,那也确是有相等的负面损失,这也是事实。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类似有朱元璋这种想法 和作法的事,还不止他一桩而已。这件事,便是史载;“洪武元年冬十月,钦天监(管天文台的台长) 进元(元代)所置水晶刻漏(最早发明的自鸣钟)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 (钲 拼音:zhēng,古代的一种乐器,用铜做的,形似钟而狭长,有长柄可执,口向上以物击之而鸣,在行军时 敲打)(铃声)鼓。上(朱元璋)览之,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 有益也。命碎之。”这样一来,由元朝时期,从西洋引进的一些最初的科技知识,就很少有人再敢制作和发明了 ,实在很可惜。假如当时一反过去历史上压制“奇技淫巧”的政策,加以提倡奖励,恐怕中国的科技,就 早早领先世界各国了。

由朱元璋开始,制定科举考试取士的程式以后,朱明王朝历代子孙的职业皇帝们,便严守成规,奉为定例。但当时 的知识分子,也有人认为把儒学局限在宋儒和程、朱一派的思想见解上,是很不恰当的。所以到了朱棣(棣 拼音 :dì)赶走他侄子建文帝允炆(炆 拼音:wén)以后,自称皇帝,改元“永乐 ”的第二年,便有江西饶州鄱(鄱 拼音:pó)阳儒士朱友季,“诣阙(自到北京皇 宫大门外)献所著书,专毁濂(周敦颐)(二程兄弟)(张载)(朱 熹)之说。”永乐帝看了,便说:“此儒者之贼也。遣行人押还饶州,会司府县官,声其罪杖之,悉 焚其书。”并在永乐十二年,命儒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开馆于东华门外。书成,永乐帝亲自写序。从此便 使朱明一代的儒学,偏向专注于性理的探讨,推极崇高而不博大了。

过了四十年后,在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二十三年,有礼部右侍郎邱浚(浚 拼音:jùn)进所著《大 学衍义补》一书。他认为真西山的《大学衍义》,虽是帝王学的中心思想,但缺乏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可供参考。因此 ,他采集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分类汇集,加上自己的意见,以备帝王们学习治国平天下的学识。宪宗特 别赏识,赐给金币以外,又进封他做礼部尚书,并命将此书刊行流布。邱浚是琼州(海南岛)人,少年时便 有神童之誉,是一个才气纵横的人物。如他咏海南岛五指山的诗,便有“疑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之句,大有岭南学派人物的豪情壮志,目空一切的气概。

 ■ 阳明学说的兴起

从此以后,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时代,已经是公元十六世纪的初叶,在中国文化史或哲学史上产生了一位名人王阳 明,他本名王守仁,儒家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他在明代历史上的事功,是以平定江西宁王“宸 濠(宸 拼音:chén;濠 拼音:háo)之乱”而出名。但在文化哲学史上,他是以 “知行合一”的学说,影响当时和后世。最为突出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明治 维新的成功,便是接受阳明学说的成果。因明治维新的影响,当清末民初,中国一般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以后,重 新捡起阳明之学,作为革命救国的张本(张本:为事态的发展预先做的安排),提倡研读王阳明的《传习录 》,乃至阳明的治兵语录,和曾国藩的家书等做典范,俨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期的作风,用来抗衡由西方输入的各种 文化思想潮流,形成一代的悲剧,为现代历史增添了太大的不幸。

王阳明学说的由来,开始也和南北宋时期一般儒家的理学家们相同,也是为了追求形而上道和入世致用之学相结合 ,先是由道家和佛家的一般学理入手,而且努力参禅静坐,曾经发生有遇事先知的功能。但他却能自知,神通妙用的 特异功能还不是道。因此退而反求儒家的经学,别有深入之处。恰好碰着在仕途上和当权的宦官刘瑾结怨,被贬到贵 州的龙场驿以后,更有进益。总之,他后来心性学养的成就,如照朱熹所主张的道问学,和陆象山所主张的尊德性来 讲,他也是以尊德性为本。而且更与朱、陆不同之处,他在尊德性入道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以事功的实践,与即知即 行的良知良能相契合。实际上,王阳明的学问造诣,是由禅入儒,引儒入禅相结合,比宋儒朱熹的见地,实在别有胜 处。他是极力反对朱熹的四书章句之说,认为朱注的章句,其祸害尤甚于洪水猛兽。因此,与当时宗奉朱熹学说,崇 拜程朱学派的人,俨然对立。好在他有平宁王之乱的一段事功,震撼朝野,所以他在当时程朱学派的天下中,还能立 足,这也是并非偶然的事。

如果我们把明武宗时期和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儒家理学的时期,和西方欧洲历史文化作一对照,那也正是公元一五 一七到一五六一年之间,德国人马丁·路德开始从事宗教革命的同一时代。除此之外,也正是西方在这一时期 (十六世纪)历史文化上开始转运的阶段,如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倡太阳中心及地动 学说;维斯浦奇发现南美洲东岸;哥伦布发现中美洲;麦哲伦远航周游世界一周成功;葡萄牙人到了广东租澳门为通 商地,为近世欧洲人到中国的开始;葡萄牙人又到日本的种子岛,首先掌握了东洋的贸易权;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 ;英国女王玛利登位,禁信耶稣教,接着是女王伊丽莎白即位,厉行新教;德国开宗教会议,重许信教自由,新旧教 之争结束;法国新旧教开始战争。西方的欧洲,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这些等等事故,和我们虽然还远隔重洋,说是没 有关系,却是很有关系,所以也在此顺便提起大家的注意。

至于明朝在武宗时期,因有王阳明的学说出现以后,同时也影响了道家和佛家出家的和尚、道士,也有向王阳明参 禅学道的出家人。王阳明虽然不像宋儒那样,左批佛,右批道,但对佛道两方,多少也有微言。不过,他和宋儒理学 家相同,对性命之理,人生的生命之学,仍有存疑。他在晚年又研究道家的外丹,或者为证长生,结果因为服食信石 (砒霜)中毒而殁(殁 拼音:mò,死)

我们对阳明学说的是非暂不评论。总之,在明朝三百年来,特别注重以朱注“四书”为主的儒学,影响 所及,到了晚明时期,如对宫廷具有影响力的佛教大师憨山德清,便以儒、佛、道三教一致观点,著有《中庸直指》 ,以及《老子道德经解》、《庄子内七篇注》等。稍后,他的再传弟子蕅益法师,又有《四书蕅益解》等著作。这些 种种事实,都是说明由初唐(公元六二七)年起,到明末清初(公元一六四四)年间,有关儒、 佛、道三家学说,却已经历纷争了千余年之久,由各自殊途而归趋于一致,共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才得汇流而集 成。但也正如道家老子、庄子的观点,“成者毁也”。由于西方的欧洲,正从物质文明之中逐渐发展,促 使唯物哲学思想的光芒,正从地平线西面升起,在十六世纪以后,渐已东来了。

 ■ 总结明朝的政治文化

我们现在不必读历史而流泪,为古人担忧。只对朱明三百年来的政治文化,作一简单的结论:

一、明朝的文运,由朱元璋(洪武)和朱棣(棣 拼音:dì)(永乐)父子 、制定以宋儒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儒学以后,同时既不尊重相权,又更轻视文臣学者。朱家子孙十五个职业皇帝,除了 被太监宫女们玩弄在股掌之间以外,几乎找不出一个对历史社会有很好贡献的君主。其中两三个稍有特别天才的,如 英宗朱祁镇,如果不做皇帝,专学天文,应该可以成为名家。神宗朱翊(翊 拼音:yì)钧,不做皇 帝,专业经营,或从山西票号做学徒,以他爱钱如命的个性,一定可以经商致富。熹宗朱由校,不做皇帝,专学建筑 设计或土木工程,也应该大有成就。但很可惜,他们都不幸而生在帝王家,当了职业皇帝,反而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劣 迹,真是不幸。

二、朱元璋从佛门和尚出身,做了皇帝以后,除了本身太过严厉,杀戮太过,留给后代以刻薄寡恩的榜样以外,其 他功过善恶,很难定评。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学无术”。但“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 ,披毛戴角还”。所以他的子孙,仍然必要出家为僧偿还这个因果。起初是由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被永乐所 逼而出家。最后仍由崇祯的断臂公主出家为尼,了却佛门一代公案。

三、明朝三百年来的文运,规守在宋儒理学的范围以内,使传统的诸子百家之学,更无发挥的余地。在《明史》上 的儒学文臣,如于谦、海瑞、王阳明、张居正等少数特殊之士以外,其余大多不得展其所长。因此,在代表一个时代 的文学方面,也没有格外的特点。如唐诗、宋词、元曲之外,唯一可以代表明代的文艺,就是小说。如《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封神傍》、《金瓶梅》等等,便是明代的作品。这些著作,也代表了明朝一般知识分 子的心声,生在一个无可奈何时代的反感和悲鸣。所以在神宗嘉靖时期。就早有李蛰(李卓吾)一类愤世嫉 俗的学者出现。李卓吾明说当时的道学先生们为“鄙儒、俗儒、腐儒”,又说他们是“言不顾行,行 不顾言,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彘 拼音:zhì,猪)”的人。但他不只 反对道学,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甚至讨厌见任何人,既讨厌和尚,更讨厌道学先生,贬斥六经, 认为不能专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此而“得罪名教,遭劾系狱,自刎而死”。古人所谓的“名教 ”一词,就是指以儒家孔孟之教的意识形态。单是一个“名”字,有时便代表论理的逻辑观念。 “遭劾”就是被当时在朝廷的儒臣们所弹劾,认为他犯了意识形态上的大反动,所以就入狱坐牢了。事实 上,他最初是从王阳明的学说中脱颖而出,因对时代社会的不满,太过偏激,形成狂态。另如神宗万历时期的袁宏道 (中郎)、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都有才名,当时人称“三袁”。尤其以袁中郎的声名更盛, 但他也是对时代不满,早年就辞官不做,专以诗文名世,不与世俗相争了。

明代的文运,诸如此类,所以到了万历后期,就形成以太监头子魏忠贤为首,指顾宪成、高攀龙等两百多名学者为 东林党,兴起党狱,随便定罪杀戮儒臣学者。一直到了李闯的民兵入京,崇祯朱由检自杀,满清入关,才结束了从皇 觉寺开始,到东林书院而变为东林党的党争的历史,使朱明与太监共天下的三百年王朝了结完案。因此而刺激了明末 清初的大儒遗老,如顾亭林、李二曲、傅青主、王船山等,扬弃理学专讲性理的义理的弊病,转而重视实用和考据之 学,才使中国文化,从清朝开始,归于义理(哲学)、考据、词章三大类的学问。对于猎取功名科第的科举 八股文章,都是余事而已。

 

六十、外示儒学内用佛老的清朝

接着明代已尽的气数,满清爱新觉罗的入关,便是中国近代史到现代史的关键所在。当满清入关称帝以后,在过去 两百多年的时间,始终存在满、汉民族意识情绪的斗争。但从满族的立场来说,因为明末时期,明朝的政权,已经物 腐而后虫生,自己不能收拾,所以才请我们入关来澄情宇内。大家都是炎黄子孙,天下本是天下人的天下,有德者居 之,这有什么不对。雍正《大义觉迷录》的立论,就是由这个观点出发。

事实上,从中华民族发展史来讲,暂且不说魏晋南北朗的阶段,但从唐末五代到南北宋和辽、金、元这个时期,大 约三百年之久,表面上,是政权上称王称帝和民族性的争夺。但在华夏文化的立场来讲,无论辽、金、宋、元、明、 清,实际上,仍然都在儒、佛、道混合的文化基础上发展演变。只在空间区域上有南北之分,在时间的轨道上,有朝 代之别,从中华民族整体的统一文化来讲,始终都是一致的。尤其满族与辽、金在氏族的血统系统上,关系更为密切 ,这又是历史上的一个专题,暂且不论。

满族在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公元一五八八年,从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卫(吉林省),首先修建第一座佛寺 及玉皇观(观 拼音:guàn,道教的庙宇)等寺庙。正值万历二十七牛,公元一五九九年开始,仿造 蒙古文字的方法,创造满文,但那也只是从言语读音的区别上,创立了文字的符号系统。而在人文生活的文化上,包 括政治体制,仍然都是学习华夏文化的传统,并无另有满洲的文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年,清太祖努尔哈 赤称“汗”,建元天命,自称国号为“后金”,这很明显的便自认为是金人的后裔。

再到明熹宗七年,公元一六二七年,努尔哈赤卒,皇太极(清太宗)即位,改元天聪以后,政治体制, 也更加汉化。尤其在天聪三年,即设立“文馆”,并将以往由征明所俘虏的儒生三百人,分别考试优劣, 逐渐录用。天聪四年,议定官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统学明朝体制,并令满族子弟,皆须读书。当 时初建的文馆,后来再加改制,到了入关以后,在顺治、康熙王朝,便正式扩充成为“内阁”了。所以入 关之初的儒臣,如范文程、顾八代(文起)等人,都是镶黄旗的明儒汉人后代。

皇太极在天聪五年开始,为什么要命令旗人子弟,皆须读书呢?如史料所载:

(皇太极)谕诸贝勒曰:我国诸贝勒大臣之子,令其读书,间有溺爱不从者,不过谓虽不读书,亦未 尝误事。不知昔我兵之弃滦(滦 拼音:luán)(河北地区)四城,皆由永平(河 北卢龙)驻守贝勒,未尝学问,不通义理之故。今我兵围(明朝)大淩河(辽宁),越四月 ,人相食、竟以死守。虽援兵已败,淩河已降,而锦州、松杏(皆在辽宁)犹未下,岂非读书明理,为 (明)朝廷尽忠之故乎?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皆今读书。

这就是皇太极在当时已经体会到读书明理,与忠贞爱国的情操,确实具有重要关系,所以他要旗人子弟读书。后来 再发展到要求武将也必须读书。但在当时所读的书,基本上,就是孔孟之道的“四书”最为重要。

从开建文馆,录用明朝遗留在东北各地的儒生,归入旗下以后,不到两三年,他们果然成为为大清出谋划策、文韬 武略的中坚分子。如宁完我的首先上疏言事,建议厚待汉人。接着便有贝勒岳托提出优待汉人赐婚等等的办法。然后 ,就有朱延庆、张文衡等先后上书,请即征明的建议,他们当然都是出身文馆的明儒后裔儒生。但皇太极的头脑并不 简单,不失为具有雄才大略的领导人,他对征明会议的讲话,就大有可观之处。如说:

进言者,皆欲朕速出师,以成大业。朕岂不愿出此!但今察哈尔新归附,降众未及抚绥,城郭未及修治,何可轻于 出师!朕于旧人新人,皆不惜财帛以养之(如明之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欲使人心倾服耳。若人 心未和,虽兴师动众,焉能必胜。肤反覆思维,我国既定,大兵一举,彼明主若弃北京而走,追之乎?抑不追而攻京 城乎?抑围而守之乎?若欲请和,宜许之乎?抑拒之乎?若北京被困,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倘蒙天佑,克取北 京,其人应作如何安辑?我国贝勒及诸姑格格等,皆以贪得为心,宜作何禁止?尔高鸿中(时为刑部承政) 、鲍承先(时为文信榜式)、宁完我、范文程(沈阳汉族旗人)等,其酌议以闻。

同时,又谕文馆诸臣择史有关紧要者,据实汇译成书,用备学习。如说:

朕观汉文史书,殊多饰词,虽全览无益也。今宜于辽、宋、元、金四史,择其紧要者:如勤于求治而国祚昌,或所 行悖道而统绪坠,与其用兵行师之方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汇译成书,用各观览。又见汉人称其君者,无 论有道无道,概曰天子,安知其即为天之子耶?盖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能居之。亦惟有德者乃可称天子 。今朕蒙天佑,为国之主,岂敢遽(遽 拼音:jù,遂,就)以为天之子,为天所亲乎?

接着就以归降汉官,为各部承政,并遣大学士范文程祭先师孔子。

 ■ 清取天下几异数

事实上,他在这个阶段,曾经有两三次致书明朝请和,而明廷都没有理会,当然更没有正式回应。因此,便在计策 万全以后,才一步一步派满蒙部队侵近山海关。但仍然不敢有公然征明的大举。直到皇太极逝世,由第九个儿子,年 方六岁的福临即位,多尔衮摄政。李闯民兵攻入北京,朱明末代皇帝祟祯自杀,吊死煤山,才有吴三桂向满清乞师, 使清廷正当孤儿寡妇当政的危机中,趁势乘时而驾。由吴三桂为前驱,名正言顺地入关进京,登上皇帝的宝座,成为 大清朝入主中国的第一代皇帝,年号顺治。这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来说,取得天下有如此的容易侥幸,真可算是最 稀奇特别的一代,如照古文精简的说法,便叫作“异数”。也就是说,有特别的好运气,不是人力所能勉 强做到的。

满清入关,福临在北京登位称帝,改年号为顺治元年开始,已经是十七世纪的中叶,即公元一六四四年。这个时期 ,除了帝都北京以外,中国的各省州县,并未完全被大清朝所统一。除李闯、张献忠等遣散的民兵势力还未平定以外 ,在南方还有“南明”等临时政权存在。而且各地的抗清武力,皆未削平。所以当顺治在位十八年的时间 里,全国还在兵荒马乱的战争状态,清室的皇权,也还处在安危未定的局势。

如从军事武力来讲,入关前后的满清八旗子弟,全数亦不过三万多人。加上在皇太极时代,收编内外喀喇沁蒙古的 丁壮一万六千九百十三人,另行分编为十一旗(属于蒙古族的),总数加起来,还不到五万人。至于当时蒙 古的人口,大约在四十多万内外,但并未完全归服满清,何况扣除老弱妇孺,能征调动员的兵力也非常有限。何以他 们能以十来万人的武力(这是比较宽松的估算)入关,统治当时三四亿人的中国呢?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个问 题,首先就要明白在人类世界的战争史上,最先能够运用“代理战争”的战略,可以说便是满清。他们在 东北初起,由皇太极时代开始,略地攻城,夺取明朝在东北的要塞阶段,已经运用收编了蒙古的旗兵参战。入关以后 ,南征北讨,也都是以蒙古旗兵参合互用,而从一般汉人来说,无论是满旗、蒙旗,统称之为满清的旗人或旗兵。而 且后来平定南方,统一全国,又是运用汉人汉兵作为代理战争的先驱。如用洪承畴及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 明等藩镇四王,便是最明显的成例。

所以当郑成功在台湾,率水师十七万北上,入长江,克镇江,围南京的战役,防守北方的旗兵,还不足万人,而且 大多是老弱残兵。顺治和皇太后,表面镇定,内心已准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出关回避。结果郑军因气象变化,天 时不利。加上郑成功方面没有准确的侦查情报,而且反攻郑军部队的,也正是汉兵。因此,郑军只好迅速退走,反成 败局,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但在北京顺治一代的十八年间,除了还须随时警惕在中国各地用兵的统一战争,更大的主要内忧,还在爱新觉罗内 廷的齐家问题。所以研究清史上的第一疑案,就是生母皇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以及顺治的早年逝世是否别有原因, 甚至民间相传,都相信顺治因受刺激而到五台山出家当和尚去了,这些事故,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谣传而已。正如清代 绍兴师爷办案的老调一样,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已。

但顺治成长以后,嗜好禅宗佛法,确是事实,他曾经召请当时深负时名的禅师如:憨璞性聪、玉琳通秀、木陈道忞 (忞 拼音:mǐn)等大和尚进宫参学,而且自号为“痴道人”,或称“弟子福临”, 情如世俗子弟。至于顺治出家的诗篇,两百多年来流传在中国佛教的寺庙中,也并未遭到文字狱的取缔,而且还可任 意张贴流通,岂非怪事。如果照那些浅近畅晓的词句来看,正如皇太极等初学汉文的笔法,如云:“天下丛林饭 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朕(我)本西方一衲子,如何落在帝王家?”“只因当 初一念差,黄袍换却紫袈裟。”“未生之前谁是我,既生之后我是谁?”这和他的孙子雍正登位以前 所辑录的《悦心集》等文句,几乎都是很可爱的白话韵语。

总之,依史论史,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统治中国,除了满汉民族性争议的缺失以外,从版图的一统、政治的 清明,乃至文治武功的成就,不但无愧汉唐,甚至可说是超过汉唐。如历代王朝的女祸、外戚、太监、藩镇等弊害, 几乎绝无仅有。但这些比较良好根基的建立,完全是从康熙时代所奠定。唯一可惜的,如果在入关之初,舍弃满族初 期偏仄的习性,不改中国传统的明代衣冠,不下令全国剃发编辫子,那在统一江山的工作上,必然会事半功倍、顺利 得多了。我们研究历史文化,须要特别注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衣冠文物”四个字,它所代表生活文化 的重要性。例如满清入关之初,并未遭遇太大的反抗。但自下令剃发,改易服制以来,就使当时的全民引起反感,抗 拒投降的意识就突然增强了。这种有关生活文化习性的群众心理问题,看来只是一件小事,但恰恰是为政治国的大关 键所在,可惜一般人见不及此,英明如康熙、雍正两代,纵使心里明白,但也不敢违背祖制,所以就增加历史政治上 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了。

以我本身亲眼看到的一个事实,告诉大家值得参考的一个笑料。当我还在幼小的童年,清朝已被推翻,民国已经建 国十多年了。可是在我家乡的亲戚故旧中,还有前清遗老,有秀才、举人功名的两三人,始终不肯剪掉辫子。后来被 现实环境所影响剪掉了,却马上换穿道士衣冠,表示仍然不愿投降民国,以此自居为前清的遗老。我的父亲对我说, 他老人家却忘了道士衣冠,正是明朝士绅的便服啊!既然要做前清遗老,为什么还要穿明代的衣冠呢!可见衣冠文物 ,对于民情心理来讲,在无形中,就具有不可思议的精神作用啊!

 ■ 勤于治学的康熙

康熙只有十三岁,就由他的祖母扶持即位,但清廷的局势,还在内忧外患,岌岌可危之中。从他逐渐成长以后,内 去权臣鳌拜,外平台湾及三藩之乱,安抚蒙藏,绥靖全国,先后做了六十一年的创业皇帝,实在真不容易。而且他对 学识修养,也特别勤学,如对天文、数学等外来学识,也特别注意。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和理学,也很用心,尤其对 宋儒程朱的《大学》《中庸》所说的修养,也很有心得。如果从帝王的统治学术来讲,他是真的高明。现在只从文治 的角度约略来讲,例如:

康熙九年,以宋儒后裔袭五经博士职。并且扩充顺治时代的乡约,令各地方官责成乡约人等,每月朔望,聚集公所 宣讲。自颁训谕十六条,作为全国人民生活教育的指标;一、敦孝悦以重人伦。二、笃宗族以昭雍穆。三、和乡党以 息争讼。四、重农桑以足衣食。五、尚节俭以惜财用。六、隆学校以端士习。七、黜异端以崇正学。八、讲法律以儆 愚顽。九、明礼义以厚风俗。十、务本业以定民志。一一、训子弟以禁非为。一二、息诬告以全良善。一三、诫窝逃 以免株连。一四、完钱粮以省催科。一五、联保甲以弭盗贼。一六、解仇忿以重身命。

十七年,诏修《明史》。

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网罗前明遗老及全国所有不肯投降的读书知识分子。

二十三年冬,南巡,到南京遏明太祖(朱元璋)陵,并亲自拜奠。

二十四年,授宋儒周敦颐后裔五经博土职。并命勒德洪、王熙等修《政治典训》。又颁四书、易、尚书讲义于白鹿 洞书院。

二十五年,诏增孔林地十一顷有奇,并免其税粮。诏访求遗书。记令武职官员应阅览书籍,讲明大义。

二十六年,授宋儒张载后裔五经博士职。

二十八年,由杭州南巡回銮,经南京,再祭明太祖(朱元璋)陵。

三十一年,谕大学士等云:前者,进呈明史诸卷,命熊赐履校雠(雠 拼音:chóu。校雠:校对文字) ,赐履写签呈奏,于洪武、宣德本纪,訾(訾 拼音:zī)议甚多。朕思洪武系明开基之祖,功德隆盛 。宣德乃守成贤辟。朕自反厥躬,于古圣君,亦不能逮,何敢轻议前代令主。若表扬洪宣,朕尚可指示词臣,撰文称 美。倘深求刻论,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非意所忍为也。至开创诸臣,若撰文臣事实优于武臣,则议论失平 ,难为信史,尔等当知之。

五十一年,升宋儒朱熹配享孔庙,位于大成殿十哲之次。

五十四年,以宋儒范仲淹从祀孔庙。

康熙这些举动,都是尊重传统文化,针对以儒学为政治思想中心的作用。事实上,康熙非常了解真儒实学,必须内 (圣)养与外(王)用的实践事功相配合,正如孔子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他曾经问过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说;“理学之名,始于宋否?”张玉书对说: “道理自在人心,宋儒讲辩加详耳!”康熙就说:“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辩论 ,而言行不符者甚多。若不居讲学名,而行事允合,此即真理学也。”由此可知,他对于孔孟之道和宋儒理学的 明辨,早已了然于心,他只是为了化民成俗,顺应民情而已。

 ■ 中国之患重在边防

讲到这里,我们必须提起大家的了解,中国几千年来的祸患,都是由边疆问题所引起。从秦汉以来的边祸,如南北 朝、五代、辽、金、元等时代,祸患常起于西北、东北及北疆,到了明清时代,几经战伐的混一,已连线为由西藏高 原到新疆、蒙古而直达黑龙江畔到沿边入海,至于朝鲜。自清朝中叶以后,海运开放,新来的边患,便由西南到东北 幅员万里的海疆。但如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日车的侵华战祸,他们仍然是利用满蒙做起点。过去如此,将来未必不然。 所以有志谋国的人,不能不先须留意中国的边疆政治问题。中国古人的成语所说“天塌西北,地陷东南” ,实在很值得深思也!

我们在前面大约讲到清初康熙对统一大清江山的内政,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但在满蒙之间,还是各怀二心 ,并非一致。而且蒙藏又是宗教一家,情有别钟,应付起来,并不容易。可是由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早已心中有数, 知道安服蒙藏的最高战略,就是佛教,而且是佛教里突出的喇嘛密教。在过去的历史上,如南北朝的北魏等、以及南 北宋时期的辽、金、元等,虽然都是归向于儒、佛、道三家的文化基础上,但北方的各个民族,注重佛、道的情绪尤 过于儒家。这是历史的惯例,也是由西北到东北各民族的习性。问题研究起来,并不简单。有关密宗喇嘛教的发展来 源,又属于专门的问题,在这里也姑且不说。

康熙对于这个问题,当然非常清楚。他在平定南方,统一中国以后,就回转来要确实整理蒙藏了。所以他在康熙三 十五年,便亲征噶尔丹,先要示之以武。以后使用尊重喇嘛教来做为长治久安的政策。因此,他在多伦召集蒙古各族 王公会盟,便对明朝永乐时期,宗喀巴所创黄教一系在蒙古的章嘉二世阿旺洛桑却丹,封为国师之尊。使章嘉和在前 藏的达赖,在后藏的班禅等,为安服边疆,协调蒙藏各族等的矛盾工作。这样一来,就可省却军政的劳役和经费。至 于在蒙古第一世的章嘉胡图克图,名章嘉扎巴俄巴,是青海红崖子沟张家村人,原称他是“张家活佛”。 当康熙亲征噶尔丹时,认为张家活佛名号不雅,便从第二代起改名为“章嘉”,从封为“国师 ”的尊号以后,就经常出入皇宫,奔走塞外,深得康熙的信任。事实上,第二代的章嘉喇嘛,也确是有道的高僧 。

西藏第五世的达赖喇嘛罗卜藏嘉穆错,对佛法的修持和世法的见解,都较有特别的造诣,章嘉二世早年也曾从他求 学。五世达赖在皇太极的时期,已经派人到盛京(辽宁沈阳)献书进贡。到了顺治九年,五世达赖便亲自到 北京朝见。顺治待以上宾之礼,住在宫内的太和殿,又特别建一所西黄寺给他住持,封为“西天自在大善佛 ”。到了康熙三十四年,达赖左右的权臣第巴,曾秘密和噶尔丹等勾结,假借达赖名义,遣使向清廷奏请撤回西 藏、青海等处所置戍兵。康熙心知内情,严斥第巴,不准所请。跟着便有御驾亲征噶尔丹之役。第五世达赖身故以后 ,第巴把持前藏,造成转世的第六代达赖有真假双包案,也就是西藏历代流传第六代达赖文学名著情歌故事的一代。 闹到康熙四十九年,再经议政大臣等会议,认为拉藏及班禅呼图克图与西藏诸寺喇嘛等,合同管理西藏事务一案。 “今经侍郎赫寿奏请,波克塔胡必尔汗,前因年幼,奉旨俟数年后授封。今既熟谙经典,为青海诸众所重,应如 所请,给以册印,封为第六世达赖喇嘛。”从此以后历代的达赖喇嘛,几乎都有事故。直到乾隆五十七年发给金 瓶抽签,才定下了以人定胜天的解决办法。至于这个乾隆时代所颁发的金瓶,到现在还照旧应用。据《注释清鉴辑览 》所载史料如下(括弧内为原书之注释,并供参考)

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定呼毕尔罕嗣续掣签例:

廓尔喀既平,帝欲乘用兵余威以革藏中积弊,故留兵戍藏,使驻藏大臣之权与达赖、班禅相埒(埒 拼音: liè),以控制之。先是宗喀巴倡黄教,禁娶妻,倡言教王乃世世转生,不必以肉身世袭。其大弟子有二 :一曰达赖喇嘛、一曰班禅喇嘛,并居拉萨(前藏之都会),嗣宗喀巴法,为黄教徒宗主。宗喀巴圆寂之时 ,遗嘱达赖、班禅,世世“呼毕纳罕”转生,演大乘教,以济度众生。“呼毕纳罕”者,华言 化身也。(初,番高僧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领藏地,后嗣世袭其号,西藏始为释教宗主,其所奉皆红教。迨 及后嗣,渐流侈惰,纲纪废弛,尽失佛教本旨。时宗喀巴学经于札什伦布之萨迦庙,既深观时数,当改立教,乃入大 雪山,修苦行。道既成,为番众所敬信,因别立一宗,排幻术,禁娶妻,自服黄衣黄冠以示别,谓之黄教,而名旧教 喇嘛曰红教)

达赖一世曰敦根珠巴,故吐蕃王室之裔,世为藏王,自是黄教徒之势益张。传至第五世曰罗卜藏嘉穆错,及卒,有 第巴专国事(达赖、班禅,惟总理宗教之事,不屑问世事,故二世根敦坚错者,姑置第巴等官以摄理政事) ,唆准噶尔使入寇,藏中大乱。后第巴为拉藏汗所诛,而藏中所立之第六世达赖喇嘛,诸蒙古不复敬信,而别奉里塘 之噶尔藏嘉穆错为真达赖,与藏中所立,互相是非。盖宗喀巴有一花五叶之谶(谶 拼音:chèn), 故自六世以后,登座者无复真观密谛,只凭垂仲神指示。垂仲者,犹内地巫师也(达赖喇嘛之化身第一世、第二 世出于后藏;第三世出于前藏;第四世出于蒙古;第五世出于前藏,皆非限于一族一地而出者。至是,积久弊生,兄 弟子侄,往往继登法座,等于世袭,而达赖、班禅亲族,或相率夤缘 [夤 拼音:yín,夤缘:攀缘上升] 据要 津,罔权利焉)

帝久悉其弊,欲革之而未有会也。至是特创掣签法,颁金奔巴瓶一,供于西藏大招寺,遇有“呼毕纳罕 ”出世,互报差异者,纳签瓶中,诵经降神。大臣会同达赖、班禅于宗喀巴前掣之(法先使垂仲四人,演其 降神之法,一旦达赖示寂时,则垂仲即将“呼毕尔罕”之姓名、生年、月、日,各书一签,藏于金瓶内。 喇嘛诵经七日后,招集各“胡图克图”于佛前,驻藏大臣临席而后掣签,若四人所指之“呼毕勒罕 ”同为一人时,则置空签一枝于瓶内,若掣出空签,则以为无佛佑,更别为掣签云)。而各札萨克所奉 “胡图胡克”其“毕呼勒罕”将出世,亦报名理藩院与住京之章嘉“胡图克图”掣 之,瓶供雍和宫。

蒙藏两地,从元明以来,都是坚信藏传的喇嘛教为无上密法。对于内地的佛教各宗,除禅宗以外,都轻视排斥,康 熙既能善于处置蒙藏两地胡图克图(意为无上大师,俗称活佛),各有差别待遇的办法。以他的日常作风来 说,决不肯强不知以为知,他当然对佛学也须要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平常只是绝口不谈而已。他最喜欢亲自题赐各佛 寺的匾额,尤其在他的一生中,曾经三上五台山,实为以往帝王少见的举动。第一次在康熙二十二年,也正是他三十 五岁的年代,平定台湾及三藩之乱以后,就上五台山,住了一个月左右。因此后世的人们,就拿他做文章,说他是去 亲见出家的父亲顺治皇帝。第二次,康熙二十七年正月,是平噶尔丹以后的第二年,又上五台山。第三次,在康熙四 十一年,春正月,再去五台山住了十多天。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佛教徒们,依据佛经的叙说,认为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四川峨嵋 山是大行普贤菩萨的道场,浙江普陀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安徽九华山是大愿地藏菩萨的道场。文珠师利又是 蒙藏两地喇嘛密教最为尊祟的宗祖。五台山上的佛寺,过去以密宗的喇嘛庙为主,只有少数如内地的禅寺。康熙的钟 情五台,与其说他是去见出家了的父皇,毋宁说他是借机澄心静虑,亲自体认“内圣外王”之道。治内地 ,须用儒家;治满、蒙、藏地,须用佛教吧!不过,这是说明康熙时代的外示儒学,内用佛老作用的要点而已。

 

六一、从雍正说到乾隆

由于康熙自十三岁即位,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中,他从实践中所得的经验,影响了他的第四个儿子雍正,自小 就重视学问,尤其醉心于禅宗的佛法,这是顺理成章的因缘成就。不然,雍正早年,还身为王子的时候,居然潜心佛 典,后来被封为亲王以后,更加认真,公然在王府中领导少数臣工,自称学佛参禅。甚至还杂有出家和尚们的参预, 岂非怪事。“知子莫若父”,如以康熙的英明,对儿子们这些作为,绝对不会毫不知情而忽略过去。事实 上,他对雍正的参禅学佛,根本就不置可否,也从来没有告诫过。这不能不说他是有意培养,至少也是并不反对。

可是一般写清初历史小说的人,大多都把雍正的参禅学佛,写作为夺嫡争权的手段,认为是以退为进的权术。其实 ,在康熙的时代,根本就没有把储位的密旨,先行写好,放在“正大光明”匾额后的办法。这个办法是雍 正本人所开创的。因为他有鉴于历史上对储位之争的故事,如唐太宗李世民,也为了立太子的事,气得发昏。现在又 亲自看到本身父兄之间立储和废太子的事,又加众多兄弟之间明争暗斗的惨痛内情,所以他在登位第一年的八月间, 就命总理王公大臣等,将密封建储事的锦匣,收藏于乾清官“正大光明”匾额后,并且明说是“以备 不虞”。所谓“不虞”,就是意想不到的事。因为人的生命无常,况且身居高位,无常之变更多,万 一本身不保,后继无人便难办了。而且如果自己所定的人选,因环境影响而变质变坏了,要想更换另一个人,也会引 起很大的不安。“凡事以豫立而不劳”,他不如采用这种公开秘密的办法,早做准备为妙。然而从清末以 后,一般人便颠倒清史的前后关系,说雍正用手段改掉了藏在匾额后的遗诏,抢得皇位,未免有欠公允。

 ■ 昼夜勤劳“办事定”

但我们现在要讲的问题,是无关这些历史疑案的争议,只是说继康熙以后的雍正王朝,更为明显的是外示儒学、内 用佛老文化政治的内涵。但要详细说明这个理由和事实,又是一个很烦复的专题。我们只要提起大家的注意,现在还 保存在故宫的档案中,仔细查一查雍正在位十三年来所批过的奏折,就会承认他是历代帝王中最为认真勤政,而且生 活比较俭朴,嗜欲比较淡泊的一位皇帝。如果他无诚心办事的真情,没有过人的精力,的确是经不起这样昼夜勤劳文 牍(牍 拼音:dú。文牍:公文,古代写字用的木片)的工作,但他在做皇帝时所批大量公文的同时 ,却对禅宗佛学方面的编著,比起他所批奏折公文的分量还要多得多。批奏折、编著书,都要动脑筋,用手来写的。 那个时候,没有打字机,更没有电脑,他身为帝王之尊,不要说日理万机,就是十多年来关门闭户,专心写作的人, 也未必能有如此精辟丰富的成绩。不过。对于雍正深入禅佛的学养方面,我相信将来必有专家去研究,我们姑且点到 为止,不必多加讨论。但要补充一点,雍正平生书法,也极力学习他父皇的字体,只是笔力劲势稍有不同而已。所以 只要在故宫保存康熙晚年所批的奏本中,找出已经有雍正为康熙代笔批阅处置的资料,便会了解康熙早已有心培养他 可能继承帝位的干练才能。如果这样,就可明白康熙在临危时,何以匆促召来雍正,咐嘱他来登位的史实了。

清初康熙一代的施政重点,在于平定内乱,统一全国。而且最注重的是治理黄河与运河的灾患,费了很大的精神和 力气。对于全国知识分子“反清复明”的意识,存在满汉之争的紧张情绪,只能用怀柔绥抚(绥 拼音 :suí,绥抚:安抚)的政策,举行“博学鸿词科”,以时间来争取和缓。

但到雍正登位之前,他处身皇子之位,已有四十五年的经验和阅历,关于诸多兄弟之间的事故,以及八旗子弟与满 汉之间的情形,他是深知利弊。尤其对满族旗人的贪婪和腐败情形,正如他祖先皇太极当年所说的“诸姑格格等 ,皆以贪得为心”,必须做出处置。因此,他即位以后,立即雷厉风行,毫不留情地先从宗室动手整顿。接着, 就是清理八旗子弟的游惰和贪渎。所以他首先得罪树敌的不是汉人,却是他自己的宗室和满族旗人。因此,他的宗室 族人勾结汉族臣民,造谣中伤不遗余力,甚至尽量宣传他是如何使用奸诈,取得权位的不正不顺。

其次,在康熙的晚年,朝廷(皇室中央)收入的财赋及库存银两,已渐见支绌(绌 拼音: chù,不足,不够。支绌:款项不够分配),并且与各省地方之间的财赋库存,已有矛盾。康熙四十八年 ,已经有诏谕户部及各省,要“从长商榷”。其中有关宗室重臣及各省大吏的贪污侵占情形,以及权臣如 年羹尧、外戚如隆科多的别有异心,雍正在藩邸的时候,早已知道得很清楚。但康熙以宽大为怀,雍正自己又处在诸 王大臣及兄弟之间争权夺利的嫌疑地位,当然不好明显表态。所以当他登位以后,便着手严格处置满汉权臣,整顿田 赋财税,即使是兄弟宗室,也毫不留情。历来在政治上整饬(饬 拼音:chì。整饬:整顿,使整齐) 纲纪,肃清贪污,几乎没有一朝一代不弄得灰头土脸的。宋朝的包拯虽称“包青天”,但他也并未办 过整理财经的大案。不然,就是万里无云的青天,也会风云变色。可是雍正却不顾一切,亲自动手做到了,清朝的国 库充足了,贪污犯罪的官吏倾家荡产了。因此,有关满汉反对派的怒怨,就一概集中到他“朕”的一身了 。但他是学佛参禅的健者,他深切体认到永嘉禅师所说“办事定”的学养,如“止水澄波,万象斯鉴 ”。只要见地真,行履切,即有如庄子所说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沮 拼音 :jǔ,阻止)”的决心,就毅然地做了。

 ■ 雍正如何“平天下”

雍正元年,正月,还未正式视政之时,就颁谕旨十一道,训饬督抚提镇以下各官。这就是先声夺人,告诉大家他要 开始整肃了。如照现代观念来说,他已首先宣布他施政报告的方向了。我们现在依据史料所载,略选几则他的主要施 政,并酌加简单说明如下。

如有关农业经济的开发和利民的事,即定“起科之例”:“谕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 ,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胥 拼音:xū,胥吏:古代的小官)不得阻挠。至升科之例,水田仍 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为例。”(这是集权于一身的帝王专制政治时代,不是如二十世纪民主时 代经民意代表的提案,再经会议决定来办的。雍正他生在深宫之中,长于皇族家庭,可是他却深察民隐,就是这样地 独断独行,严令照办。尤其他明白指出地方官的惯性勒索,和基层干部的有意阻挠,是不准许的,这是很值得赞赏的 事。)

夏四月,复日讲起居注官(这也等于是自找麻烦,要大臣随时记录他生活和办事的是非好坏)。然后才 “初御乾清宫听政”。跟着便下令“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民”。(教坊乐籍 是当时历代要唱戏及专为民间婚丧喜事等奏乐的贱民,其至包括做娼妓。这是明朝以来的弊政,把战俘和罪人亲属归 入这种户籍。子子孙孙,永远不得出头的贫民。可是雍正却以佛家的慈悲,儒家的仁德,首先下令解放了他们。如照 我们现代来说,他早已有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识了。)

六月,命京师(北京)八旗兵无恒产者,移驻热河喀剌河屯桦榆沟垦田。(他这道命令,对那些入 关征战有功满族八旗的特权子弟,会引起多大的埋怨和愤恨啊!可是他却严厉地做到了。后果呢?当然是众怨所归了 。)

八月,谕诸盐政约束商人,循礼安分,严禁奢靡僭越(僭 拼音:jiàn,僭越:超越本分,古代指地位 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礼仪、器物)(在中国过去历代的财政经济上,最重要的财货,首在盐和铁的生 产和贸易。经营贸易盐铁,是大生意。例如“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扬州,就是大户盐商 的集散码头。盐商巨贾,有富至敌国的豪门,有了钱,便在苏州造园林,奢侈的生活享受胜过王侯。做盐道的官,比 做皇帝还要阔气。可是雍正非常明白,他是不愿这些官商勾结,胡作非为。所以他这一道改革的命令,也是招怨的要 素。)至于建储匣,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就是这个月中的事。

九月,除绍兴府惰民丐籍。(这又是一道解放贫民,使穷人翻身的仁政。所谓浙江的惰民和丐籍,他们原来都 是明初俘虏张士诚部下的残兵败将的后人,一部分圈在浙江的绍兴,既无恒产,又没有谋生的技能,便永远变成游手 好闲的穷民。更苦一点,就沦为乞丐。由明朝到清初,还专门把他们编为惰民或乞丐的户籍来管理,永远不得翻身。 可是雍正却下命令取消了这种户籍,使他们做一般良民的自由人,你能说这不是仁政吗?)跟着十一月,又下令 “禁止奸棍私贩中国幼樨(樨 拼音:xī)出口,卖与蒙古关口。官员兵丁,不行查拿者,分别议处。 著为例”,所谓“著为例”,就是“作为永久立法”的词句)。

十二月,当时有西洋人,在内地潜传天主教,因浙闽总督觉罗满的报奏,恐会有煽惑人心,要求驱逐出境。但雍正 不因宗教信仰不同的外国人便加敌视,却下令各省地方官沿途照看西洋人,好好安插他们到澳门居住,以示宽大。

二年四月,命左右两冀各立“宗学”一所,捡选宗室四人为正教长,十六人为副教长,分别教习 “清”“汉”书。

六月,又命内务府余地一千六百余顷,及入官地二千六百余顷,设立井田,将八旗无产业人,自十六岁以上,六十 岁以下者,派往耕种。满洲五十户,蒙古十户,汉军四十户。三年以后,所种公田之谷,再行征取(这件事,他 在文书中,便有“共力同养”的要求,如从现在人的观念来讲,等于是他首先实行“共产主义 ”的试验农场。事实上,可以看出他一步一步对八旗子弟的整肃和管教)

九月,首先命山西丁银摊入田赋征收。

三年正月,又“遣官于直隶固安县择官地二百顷为井田,命八旗无产之人受耕”。

三月,允朱轼请求,修浙江杭州等府,江南华亭等县海塘,捍御潮汐。

四年二月,定陕两延安府十七州县丁银概从下则,以二钱为率。

四月,命云南通省丁银,摊入田亩内征收。

六月,禁赌,准许吏胥在赌场“所获银钱,不必入官。即赏给拿获之人,以示鼓励”,永为定例。

十二月,两浙盐商输银,照两淮盐义仓之例,于杭州府地方,建仓买米积贮,随时平粜(粜 拼音: tiào,卖粮食)

五年三月,命江西丁银摊入地亩征收。

四月,除江南徽州、宁国等处伴当世仆名色。谕旨有:“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 与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乐户,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贱籍,使为良民,所以励廉耻而广风化也。近闻江南徽州府则有 伴当,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几与乐户惰民相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彼姓伴当世 仆,凡彼姓有婚丧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箠(箠 拼音:chuí,用棍子打,杖刑;鞭子, 鞭打)楚,及讯其仆役起自何时,则皆茫然无考。非有上下之分,不过相沿恶习耳。”故着该督查明除报 。

九月,给各省入川逃荒之民,以牛具籽种,令开垦荒地。

十月,命建八旗学舍(督促八旗子弟读书)。减嘉兴、湖州两府额征银十分之一。其谕旨有云:“ 查各省中赋税之最多者,莫如江南之苏(州)、松(江),浙江之嘉(兴)、湖( 州),每府多至数十万两,地方百姓,未免艰于输将。其赋税加重之由,始于明初。以四府之人为张士诚固守, 故平定之后,籍(没收)富氏之田,以为官田。按私租为额税。有明二百余年,减复不一…… 查嘉兴额征银四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湖州额征银三十九万九千九百余两,俱着简十分之一,二府共免银八万七千二 百两有奇,永著为例。”

十二月,命江苏、安徽丁银均摊入地亩内征收。

七年三月,命湖广武(汉)、郧(郧 拼音:郧)(阳)等九府州、武昌等十卫所, 丁银摊入地亩内征收。

八年八月,分京师旗庄为八旗,设官分理。“京畿(畿 拼音:jī。京畿:古代称靠近国都的地方)各有庄屯之地方,旗人事务繁多。应以三百里内为一路,分为八路,设官八员,分司办理。”

十一年春正月,命各直省设立书院。

四月,诏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及外省督抚,会同学政,荐举博学鸿词,一循康熙十七年故事。

十二年九月,谕各省生童,不许邀约罢考(严禁学生的罢考运动等)

十月,命陕西督抚确查州县歉收之处,奏请蠲(蠲 拼音:juān,除去,免除)赈。

十三年四月,停旌表烈妇之例(这是解放妇女的德政,免受那些死守习俗三贞九烈的虚名所束缚)。接 着乾隆元年并即“谕审案不许株连妇女”,也是步其后尘而立法的好事。

至于历来写历史或小说,描写雍正的严厉残忍手段,大多是以雍正三年,有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作《西征随笔》一 书;以及雍正四年,名士而兼名宦的礼部侍郎查嗣庭所作的私人日记;和雍正七年,因湖南生员曾静,而祸及吕留良 父子家人这三件文字狱的大案,作为罪不可恕的论断。这三件大案,都是有关当时满汉民族之争的问题,其中的是非 曲直,善恶因果,颇为复杂,我们姑且不论。如从雍正素来是皈依(皈 拼音:guī。皈依:归依)佛学的禅 者立场来说,他当然知道早在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已经首先提出泯除民族歧见、国土界别,众生平等的道理。但 结果他仍然无法脱离满族祖制家法的立场,采用严刑峻法的手段来处理,可以想见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因此他便呕 心沥血,亲自写作一本《大义觉迷录》来辩说民族平等的问题。这个书在清朝两百多年中,虽然并不受人重视,但它 却启发了民国初年五族共和,以及现在各个大小民族共和的国体,应该也算是先声之作了。

虽然如此,雍正总难逃“为德不周,为仁不达”的遗憾。但再退一步来讲,过去古今中外英雄帝王们的 统治手法,都会如三国时代刘备说过一句坦白的老实话,那就是“芝兰当门,不得不锄”。有罪无罪,同 为一例。所以佛、道两家便教人要知时知量,明哲保身,做为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独善其身的规范。但如不幸处在 兼善天下的地位上,那就随时会有可能碰上棘手的事,瓦砾黄金,同为废物,即使圣如尧舜,也有殛(殛 拼音: jí,杀死)四凶的记载,孔子也有杀少正卯的故事。雍正虽学佛参禅,当然更不能比于尧舜与孔子,应 当受到后世的批评。

 ■ 大禅师整顿佛教

但做了清朝十三年守成皇帝的雍正,他受当时读书人及后世攻击的真正原因,就是他严格整顿佛教禅林的结果。因 为从明朝中叶,王阳明理学一系的兴起,以禅宗明心见性的宗旨归入儒学的知见,以孔孟之教的良知良能作为禅宗开 悟的极则。因此,阳明之学的流弊,到明末时期,大都犹如狂禅之流,到处都是。当时便有人嘲笑明末儒家“圣 人满街走,贤人多如狗”的情况。那时禅宗的大匠如密云圆悟禅师,虽然望重禅林,但他的出身,犹如唐代的禅 宗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并非儒林名士出家。可是从他求学的人,很多是为了逃避明末的党争,逃禅入佛的学者名士。 他有一个名儒削发为僧的弟子法藏,自认是从密云那里开悟得法的高足。因此,一般有进士、举人功名的人,就纷纷 归到法藏的门下,从禅宗的习惯,都尊敬简称他为“汉月藏”或“三峰藏”禅师。“三峰 ”、“汉月”就是他挂褡在江苏的庵名代号。

“汉月”的弟子中学者众多,声势日盛,便有谈禅的专著,阐扬唐宋以后禅宗的五家宗旨,标榜一个 “○”(园相)为指标,或说平常着衣吃饭,即知即行等等,就是“当下即是”佛法 的禅。其实,给人有法可得、有道可修的作为,早已离禅离佛愈远。这样流传广了,密云大师知道了,大为不然,就 著文章来批驳他们。可是“汉月藏”的弟子们不服气,又著书反驳师祖密云。如《雍正语录》所说的《五 宗救》、《辟妄》、《辟妄救》等书名,就是这个故事的由来。

但自满清入关以后,“汉月(三峰)”一派的弟子,愈来愈多。其中大部分还是“反清 复明”的读书分子,有的以出家为僧作掩护,有的便以居士身份,住在禅林寺院,做为伺机而动的据点。明末有 名的诗僧苍雪大师,就与“三峰”及“反清复明”分子有密切的往来,而且以诗文交谊、不涉 世务做挡箭牌。苍雪大师遗著《南来堂诗集》,在他唱和的诗中,便有许多明末人物的史料。“汉月藏” 一系,后来又专以禅宗五宗的“曹洞宗”相标榜,意在脱离“汉月藏”的传承来自“临济 宗”的作用。雍正在王邸的时候,早已开始参禅学佛,和他交往的方外僧人也不少。而且他受章嘉大师的启迪印 可以后,对于禅悟,自认为是已经破了三关的大彻大悟者,所以也公然以居士帝王禅师的身份,收出家和尚们做弟子 。因此,他对明末清初佛教的禅宗丛林,和蒙藏密宗的教法,其中的利弊得失,以及龙蛇混杂的情形,都弄得非常清 楚。

雍正登位以后,便以禅师而兼帝王的立场,大刀阔斧来整顿佛教的禅林,下令尽毁“汉月藏”一派《五 宗救》、《辟妄救》等著作,并命“汉月(三峰)”一系的出家僧众,统统要重新改投“ 临济宗”的门下。在圣旨威严管束的同时,他又声明自己是个明眼宗师,如果有天下老和尚认为他的见地有错误 的,尽管进京找他面谈对错,他只以出家衲僧的立场相见,绝不以皇帝的权威压人。总之,要和他讲论佛法,他自认 为只是一个禅师或居士而已,并非就以人王之尊的面目相见。可是当时如雍正一样,对于参禅学佛,确实下过一番真 参实证功夫的出家人,并不多见,当然便没有像南北朝和唐代的禅师们,一领布衲,芒鞋拄杖,敢在帝王前面潇洒自 如地侃侃论辩佛法了。因此,他把几个跟他参禅学佛多年的和尚徒弟,分别派到江、浙及其他省分去做禅寺丛林的住 持,并命督抚以下各官照应,做为佛门的护法。如扬州的高旻(旻 拼音:mín)寺、杭州的净慈寺 、嵩山的少林寺等,都是由他派出和尚徒弟,住持整顿。经费由地方财政的赢余(赢 拼音:yíng,赢余 :有余利,获利)中划拨,及募集功德所得,或由皇室支付,统报由雍正自行核定。但从雍正的整饬佛教和禅宗 以后,便使中国的禅宗,局限于高旻(旻 拼音:mín)寺的禅堂之中,只以参一句“念佛是谁 ”的话头,定为参禅的风规,直到现在。这倒合了一句古话:“良冶之门多钝铁,良医之门多病人。 ”

但我们需要知道,雍正整顿佛教和禅宗各丛林寺院,从佛法的立场来讲,他是确有正知正见,并非歪缠。但同时也 使那些皈依佛门,抱着“反清复明”思想的知识分于,临时冒充参禅学佛的和尚,走投无路,弄假成真了 。因此,后来“反清复明”的帮会组织,就都离不开与佛门有关。可惜过去一般对历史记录的大儒,偏偏 固执成见,认为佛、道两教,都是孔子所说的“异端”,从来不关心它与中国政治文化有关系的重要,所 以并不深究。尤其对于清史,如入关前后的一百多年中的三四代皇帝,如不了解禅宗和密宗的渊源,当然所有论断, 就多有外行之谈了。中国过去的历史,尤其在佛教的宗教史上,认为破坏佛教最厉害的,便是“三武一宗 ”之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后周世宗)。但并没有说雍正这样做,也是佛教史上 的灾难。事实上“三武一宗”的事,是有关历史文化思想的冲突,和佛、道两教的宗教斗争,以及那些昏 君的不知正面治理所造成的结果,但也并非是政治上的绝对盲动。至于雍正的整顿佛教禅林,他是以内行对内行,他 的本心原在维持佛法的正知正见,当然不能把他做为迫害宗教的事件来论断。

但另有一件与雍正整顿佛教禅林有关的故事,我也追究了几十年,直到如今,仍然是属于“事出有因,查无 实据”的疑案,那就是:中国佛教的出家人,为什么要在光头上烧戒疤?开始在哪个朝代?根据佛经大小乘的戒 律,以及印度原始的佛教和蒙古、西藏等地区的佛教传承,出家人剃除须发以外,也都没有这个规定。我曾经在五十 多年前,访问过几个前辈的师友,都无法作答案。有一次,在峨嵋山上,和一位老和尚讨论过此事。他说,应该从清 朝入关以后开始,而且可能起于雍正的时代。

如果这样,那就是在雍正收拾“汉月(三峰)”一系,饬令统统归到临济宗门下以后所开始 。他为了同时缓和满汉之争的作用,施行仁政,当他在位的十三年中,曾经两次在夏天盛暑时间,命令清除刑狱,释 放一些罪犯。如诚心愿意忏悔改过,准许入佛门出家修行。但又恐一般始终心存“反清复明”思想的人, 从中煽动,便咐嘱他所派往江南一带住持大寺的和尚徒弟们,提倡以《法华经》、《药师经》和《梵网经菩萨戒》的 舍身忏罪、燃灯供佛的作用,接受三坛大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的同时,便在一身最宝贵的头顶上 燃灯,以表志诚。这样一来,即使要在出家以后,再来蓄发还俗,从事“反清复明”运动,或是怙恶不悛 者,都无法逃过检查身份的法网了。从此以后,除蒙、藏喇嘛以外,就形成内地汉僧的顶上,都有戒疤为记了。除此 以外,又有在禅堂中警策参禅入定的香板,也是由雍正当时在王府领导修行,交一把宝剑给一个和尚徒弟说,如果你 在七天中不开悟,就以此自裁吧!结果,此僧果然不负所望,所以后来在禅堂中集体参禅时,便变更形式,做成剑形 的香板,也是雍正禅师的杰作云云。有关这两件事,是否如此,我仍然不敢确定,只如野老村言,备做研究参考而已 。

至于后来写历史小说的人,便把雍正描写成学武少林寺,并与南京大侠甘凤池、白泰官,乃至了因和尚交往,以及 吕四娘报仇等事,说得津津有味,有趣之至。甚至还有把乾隆也写成曾经学艺南少林寺,和洪熙官有关系,因此火烧 少林寺等等,不一而足。雍正是学禅的行者,他在即位以前所编集的《悦心集》中便收有“十载勋名身外影,百 年荣辱镜中花”的警世名言,这些毁誉对他来说,又何足论哉!

 ■ 定鼎守成一奇才

至于雍正在位的时期,对于中国文化上历来所敬重的儒家传统和先师孔子的尊号,他虽然不像历代其他帝王一样, 随时要听从儒者出身的大臣们的建议,做出特别表示尊儒尊孔的举动,但他也步康熙的后尘,做过几件事,算是对儒 家文化也有了交代。如雍正元年六月,加封孔子先世五代,俱为王爵(这又是出手不凡,以虚名以博实誉的出奇 之举)。二年八月,定从祀(祀 拼音:sì,祭)孔庙三十一人,包括有郑康成、诸葛亮,乃 至清初的名儒蔡清、陆陇其等。三年正月,亲试应差学政各员文艺。如云:“因从前学政主考,皆就其为人谨慎 者派往,并未考试,其中并有不能衡文者。或因中试之后,荒疏年久者故耳。着将应差之翰林,并进士出身之各部院 官员查奏。俟(俟 拼音:sì,等待)朕试以文艺,再行委差。”六年六月,授先贤冉( 冉 拼音:rǎn)雍后裔世袭五经博士。雍正为什么忽然心血来潮,在孔门七十二贤中,偏要这样重视冉雍,实在 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唯一可以为他解释的,可能是他有感而发,觉得有德有学的帝王之才,实在太过难得。孔子曾 经称赞“雍也可使南面”,所以他便有这一道诏命吧!

依照前面所讲的观点,总结雍正在位十三年来有关整肃传统文化的作为,从明儒王阳明开始,融会禅学于儒理的流 弊,到明末万历祟帧时期的党争,以及进入顺治、康熙王朝以后,所有逃儒入禅的前明遗老和遗少们,在这位“ 雍和宫圆明居士允祯(雍正)破尘大禅师”的棒喝之下,几乎都无立锥之地,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

同时又设置僧录司管理佛教事务,内分善世、阐教、讲经、觉义,左右各二人,号为“僧录八座”。选 任出家的僧官,先由礼部考试,再送吏部备案,最后交内务府(皇宫内务主管机构)的掌仪司、礼部的祠祭 司会同考核,再报由内务府大臣请旨准可,才移吏部颁发符札(札 拼音:zhá。古时写字的小木筒) 委任。这样一来,掌握僧官的实际权力都在内务府中,等于是由皇帝的亲自监管。各省地方僧官的选任权,便交 内督抚决定。至于从雍正亲自主持参禅,经他自己认可的禅师和尚,有资料可查者,而且经他亲自派遣,住持江南等 名刹,便有性音、明鼎、超盛,以及拈花寺方丈超善、万寿寺方丈超鼎、圣因寺方丈明慧,和元日、超源、实彻、悟 修等十僧,犹如他出家众中的十大弟子。当然,也等于是他外派视察民情的耳目。在满汉的大臣中,如张廷玉、鄂尔 泰、福彭、允禄、允礼、天申、圆寿,和他自己的儿子宝亲王弘历(乾隆)等八人,等于是他座下在家众中 的得法弟子,可倚为治国的左右手。其他有关从他随缘参学的妃子、宫人、太监,当然在他的选佛场中,还不能得到 榜上有名的记录。

清朝入关定鼎八十年后,有了一位文学词章并不亚于任何一位翰林进士;谈禅说道,并不逊于禅门宗师的雍正皇帝 。他的为政之道,使人不敢欺,亦不可欺。内肃权贵,不避亲疏。外立纲常,赫如烈日。用此守成,当然可使内外肃 穆,谁敢与之抗衡。一般评论,便只能说雍正犹如汉代的文(汉文帝)(汉景帝),过于忮 (忮 拼音:zhì,违逆;刚愎)刻而己。但他对用人之道,却真能实践“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的原则。换言之,他在需要外派整治事功的人才,“宁可用黠而能者,不肯用愚而廉者”。如果学 问好、有品德,如张廷玉等人,始终就给以高位,留置内廷。出身功名不高,但的确别有才能,如田文镜、李卫等人 ,便委以重任外放。至于科名循序渐进的人,虽词章华丽,也只能位任文员,安置在翰林馆职而已。雍正在十三年中 ,得以坐镇京畿,背靠漠北的满蒙,右握西北,左揽东南;西南有事,只需一个能臣,一旅雄兵,便可唾手而定。他 是真实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儿孙好自经理,实在可算是历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为历代职业皇帝中绝无 仅有的一人。如果以“修身、齐家、治国”之道来说,他确是做到了如《诗经》所说:“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了。但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道来说,他却落于“静虑而后能得” 的窠臼(窠 拼音:kē;臼 拼音:jiù。窠臼:比喻旧有的现成格式;老套子),对于“亲民 ”而“止于至善”的外用(王)的实际,难免自有遗憾之处。明儒兼通佛道的洪自诚说得 对:“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事深,机械亦深。故君子与其练达,不若朴鲁。与其曲谨,不若疏狂。”雍 正即位以后的禅病,正陷在过于练达而又曲谨的漩涡中而不自觉。

也许大家会问:他究竟是怎样死的?既然已经开悟,又何以只有五十八岁就死了呢?参禅开悟,并非是求仙道的长 生。一个人事无巨细,都要事必躬亲,昼夜勤力,日里万机十多年,不累死也会瘫痪的。况且他对佛法心宗意生身的 转身一路工夫,还须求证,并未到家。这是他无法告人、无处可问的关键所在。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也许将来或可知 道谜底吧!

 ■ 十全老人的乾隆

清朝从雍正以后,接着就是他许为已破禅宗三关的儿子宝亲王弘历,即晚年自称为“十全老人”的乾隆 即位。事实上,在秦汉以后的历史上,本身做了六十年的太平天子,活到八十多岁,传位给儿子嘉庆以后,又以太上 皇的身份,仍然还得干政,乾隆的确是绝无仅有的一人。那些相信宿命论的算命先生,算他的八字,是“子午卯 酉”四正的命,好像很有道理而不尽然的巧合,却很有趣。

不过,以乾隆一生的际遇来说,他真是得力于父祖的遗荫。照俗话来说,也可说他靠祖宗有德的结果。从他的祖父 康熙立下统一的根基,经过他父亲雍正的整肃守成,打好财政、经济、吏治的稳定基础后,他在正当青年的时期,称 帝六十年。在他手中,编集了《四库全书》,对于中国文化做了最大的贡献。又对明末第三代的遗老遗少们,再举行 一次“博学鸿词科”,一网收尽遗留有“反清复明”学术思想的汉人读书分子。从此使清朝的 文运,真正做到“销磨天下英雄气,八股文章台阁书”的作用。读书知识分子,考取功名以后,大多数是 浮沉宦海以外,便转向在文学词章上争取文艺的胜出。有关儒家“四书”、“五经”的义理之 学,只走向如《十三经注疏》和《皇清经解》等巨著的考证路线上去。少有如宋明那样的理学和禅宗大师人才辈出, 论辩纵横的情景,似却产生了学识渊博,考证精详,文词华丽,蕴藉风流的人士,如纪昀(晓岚)、王文治 (梦楼)、舒位(立人)、袁枚(子才)、赵翼(瓯北)、张问陶(船 山)等等一群风流潇洒的才子。在诗文词章上的成就,或变更成规,或注重性灵,但都不免带有孤臣孽子的潜藏 情感。因此,使清代乾隆前后的文学境界,并不亚于中唐的格调,大有特色,值得欣赏。

他自己除了批注历史,编了一部《御选通鉴辑览》以外,又作了很多评论历史的诗。同时把清宫里所收集的历代名 画,任意在空白处题诗写字,盖上“乾隆御宝”的印,自己以为是很艺术,其实是破坏了艺术作品的壮举 。并且命臣工编辑《御制文集》,夸耀自己为“翰林天子”,有意与那些进士状元出身的文人争一时的短 长。但从乾隆一代的内政来讲,实在确是一个升平盛世。所以他在那时所作的春联,便有“天增岁月人增寿,春 满乾坤福满门”、“乾坤春浩荡,文治日光华”,乃至有“文章华国,诗礼传家”、 “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骄”的现实情况。

因此,他到了晚年,自称为“十全老人”,并且在让位授玺(交印)归政给儿子颙琰( 颙 拼音:yóng;琰 拼音:yǎn),改年号为嘉庆的时候,又自称为“千古第一全人”,比起 十全老人更要全了。其实,他所谓的十全,是包括了康熙、雍正前两代的功业在内,是指清朝的武功而言,并非完全 属于文治。因为由于清代“康、雍、乾”三朝的领土扩张,全国版图,除元朝以外实为中国历史上版图最 大的一朝。东至鄂霍次克海与日本海,朝鲜与库页岛在内;南至安南、缅甸、暹(暹 拼音:xiān)罗。西 边的阿富汗、吉尔古斯、浩罕,西南的廓尔喀、哲孟雄、不丹,均臣服中国,北与西伯利亚接界。至于乾隆时代自夸 的武功,便是曾经征服准噶尔、大小金川、廓尔喀各两次、臣服回部、台湾、缅甸、安南各一次。以此自炫,便称为 是十全武功。他不像他的父亲雍正,或用“宝月居士”的身份而谈禅说佛,可是他却能通藏文,注意藏传 密宗的修持。他曾经翻译藏文黄教主要修法的“阎曼德迦”《十三尊大威德修待仪轨》。据说嘉庆即位, 正当白莲教作乱。他在太上皇的宁寿宫皇极殿上,手持念珠,跏趺禅坐,为大清江山保平安而修密法呢!

总之由顺治算起,自公元一六四四年,到嘉庆末年一七九九年为止,大清朝的江山已经过了百多年的升平岁月,时 代即将进入十九世纪。乾、嘉以后,清朝也由盛而衰,整个中国文化,正开始受到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工商业科技 文明、发明的撞激,不变而变,非变不可了。如果要讲中国的近代史或现代史,准确一点,应当从嘉庆时代开端,不 是咸(丰)、同(治)时代才开始啊!但我们应该知道,有关“四书”、“五经 ”的文化,尤其是朱注《四书》章句,和明清两代八股考试文章的结合一体,直到光绪末年才告一段落。可是中 国人到现在,仍然对读经与不读经的争议,还在喋喋不休。其实,读“四书”、“五经”是为 了知道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根本来源,它和国家的兴衰成败,以及国运的强盛富有,不能混为一谈。事在人为,不是 事在书为啊!传统文化的诗书并不害人,只怕自作高明的人为害了诗书的精义而已。

清朝由嘉庆开始,匆匆百年之间,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乃至宣统,这六七位爱新觉罗后代的职业皇帝,都 是卑卑不足言,何足论哉!况且地球世界的人类文化在变。中国和所有东方国土的文明,正如“白日依山尽 ”,“朝阳西海升”的情况。随着而来的,中国即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紊乱和刺激 之中。现在我们需要对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十七世纪开始,怎样渐次兴起,怎样逐步东来,影响我们 今天的情形,扼要作了了解。(第八篇完。电子版文字由仁喜师兄录入。2012.12.20 蓝色校对,并对生僻字注音 释义。)

【读南先生的书】原本大学微言之“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13)

【读南先生的书】原本大学微言之“治国平天下”续(12)

【读南先生的书】原本大学微言之“治国平天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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